性傾向去病化二十年:滯礙與前路(上)



內容提要:

2001年《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CCMD-3)對性指向障礙診斷標準的更新,被視為是同/雙性戀在中國內地去病理化的開端。然而,仍有眾多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人士,並未因此而擺脫被強制扭轉治療的惡夢。

公民社會組織、法律人士,如何對援助遭遇扭轉治療的性小眾?

精神醫學界對性傾向扭轉治療態度如何?

強調接納的「肯定性諮詢法」的本土實踐如何?

為轉變性小眾被汙名、被矯正的現狀,我們還有多遠的路要走?​


嘉賓簡介:

彭燕輝: 中國首例同志扭轉治療案當事人,曾任香港大學法律學院訪問學者 核 桃 : 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別部主管,全國跨性別熱線發起人 趙 虎 : LGBT權利促進會志願律師,大義律師(男同志)網絡發起人 賀 瑩 : 湘雅醫院精神科醫師,推行「肯定性諮詢法」的本土實踐與研究 賈福軍: 廣東省精神衛生中心主任,中華預防醫學會精神衛生分會副主任委員




性傾向去病化二十年:滯礙與前路(上)


五月,是國際反恐同、反恐跨、反恐雙的紀念日時間。今年,也是中國大陸在精神醫學診斷層面,把同性戀、雙性戀去病化的20周年。



扭轉治療在中國——性向去病二十年後

講著:燕子(彭燕輝)


我叫燕子,現在在「同志平等權益促進會」工作。我們主要關注同志法律,尤其是扭轉治療、婚姻平權和就業歧視等方面。今年,恰逢是中國性傾向去病化20周年。如今,同志扭轉治療狀況如何?未來,我們有什麼解決的途徑呢?


一、一個同志被治療的典型故事


2015年,駐馬店人余虎(化名)被妻子發現是男同性戀,雙方準備協議離婚。同年10月8日,雙方本來要去去民政部門協議離婚,但余虎卻被前妻與自己的哥哥、媽媽,送進了駐馬店第二人民醫院。


在這間精神病院中,余虎被強制治療了19天。他被限制了人身自由,不得離開醫院,並被強行要求吃藥。如果不接受打針和吃藥,他就會與其他被治療的精神病人一樣,被言語羞辱與暴力對待。


19天後,經過余虎男友的求救,社群中一個NGO「同性戀親友會」的負責人阿強,跑到了當地報警,才把他救了出來。被救出來一周內,余虎選擇離家出走,在半夜與男友私奔到了另一個省的小農村。


兩個月以後,我去見余虎。他幾乎說不出任何的話,也不敢回憶在精神病院發生的事情。他男友表示,這段經歷對余虎影響很大,他每天晚上都在做噩夢。過了半年,我們才開始了解余虎被強制治療的遭遇。


事實上,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很多生活在鄉村的同志,又或者年齡是80後甚至更早年代的人,個體即使有自主的意識和決定的權利,但還會受到非常多的壓力,導致他們選擇進入異性戀婚姻,或者被身邊人送去做扭轉治療。


2017年,我們幫余虎起訴了這家強制對他進行治療的醫院,最後勝訴。


二、「病後」背後的系統性的根源


在中國,同志被病理化的狀況,與政策法規、公眾的態度和認識不足等各種系統性因素,息息相關。


第一,在政策法規方面,2001年中國精神疾病診斷標準的第三版也去除了「同性戀、雙性戀」,不再認為這是精神疾病。但是,在「性指向障礙條目目下,仍保留了「自我不和諧型的同性戀和雙性戀」,且跨性別一直都被認為是精神疾病。


第二,在心理咨詢和精神醫學行業中,並沒有像其他國家一樣,公開有任何的行業標準規範和聲明。甚至,在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教材以及精神醫師、心理咨詢師的職業教材中,還存在「同性戀是性變態或心理障礙」這種說法。


此外,還有傳宗接代的家庭文化、公眾認識不足等原因,導致了同志被病理化的狀況。


三、司法途徑解決


事實上,早從2014年開始,我們嘗試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同性戀治療亂象的問題,也希望帶動不同的議題的改變。


2014年,我在重慶的一家心理診所被電擊治療。這家診所在百度做推廣,明確表示可以通過電擊的方式治療同性戀。最後,這個案件在北京海淀法院得到勝訴,在判決書上,明確寫了「同性戀並非精神疾病」,是一個非常給力的判決。


隨後在2016年,余虎這個案子也勝訴了。在這個過程中,也有其他年輕人站出來發聲。比如有夥伴認為教科書上把同志描述成病患的說法不對,也提起了相關訴訟。但在最新起訴暨南大學出版社和京東的教材中,判決是敗訴。


此外,除了有同志被迫接受扭轉治療,也有不少跨性別者有過類似經歷。有一位剛滿18歲的跨性別女生被強制治療後,後來有志願者去到 了景德鎮,把她救了出來。但在實際情況中,有很多跨性別者,自己很難離開醫院。


截至2019年11月,中國大陸仍有116家醫院、心理咨詢機構在實踐性別、性向的扭轉治療。這些機構,分布在以東部為主的大城市。雖然很多西部城市還沒有太多數據,但至少有那麼多機構正在進行扭轉治療。


四、性向去病20年後,接下來的改變方向


我認為,接下來改變可以有幾個方向。比如在政策法規中,出台禁止強制治療的條例;在精神醫學方面,精神醫學要有一個可實行的標準,心理咨詢及精神醫學行業協會也要規範;在教育方面,我們也應有多元性別教育、性別平等教育。


此外,我們還應該思考,如何帶動更多不同的利益相關方合作,從而加強公共教育以及公共討論,一起來改變目前局面。




刻不容緩:跨性別者面臨的強制扭轉治療困境

講著:核桃


我是核桃,是北京同志中心的跨性別部門主管,也是全國跨性別熱線的發起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國跨性別群體面臨被強制扭轉的困境。


一、強制扭轉治療的定義


我們先來看強制扭轉治療的具體定義,由於在網上沒有搜到一個權威定義,所以根據工作經驗,我做了一個供大家參考的總結:


強制扭轉治療,是一種假借醫學和道德的旗號,違背個體意願的後采取極端措施和非人道手段,強制改變一個人的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的行為。這包括厭惡療法、電擊、人身控制、毆打、辱罵等常見形式。


二、相關案例


(一)可橙


2019年下半年,我們參與過一個案子。案主的名字是可橙,她當時已經成年了,在出櫃之前獲得過亞洲的機器人大賽的冠軍,也獲得過全國信息學聯賽的一等獎,是一個非常有前途、有未來的年輕人。


但是自她出櫃後,父母沒有辦法接受她作為跨性別的身份,就把她綁走了。她也因此與社群夥伴失去了聯系。最後,我們了解到她被送去了戒網癮的學校,被迫接受強制扭轉治療。


報警之前,我們嘗試過跟案主的父母進行溝通。但是她父母的態度很堅決,拒絕與我們溝通,後來也把志願者拉黑了。為此,我們只好報警,告訴警方可橙被綁架了。


隨後,警方立即聯系了她的父母。但可橙的父母表示沒有,並說可橙好得很。警方之後也聯系了學校,學校也表示查無此人。因此警方認為,可橙的父母表示沒事,學校也說沒這個人,所以不能立案。這就導致我們無功而返,只能求助媒體。


(二)烤魚


第二個案子的案主叫烤魚,已經年滿18歲。在中國的法律下,他事實上是已經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


烤魚的母親不相信他跨性別的身份,認為一定是精神分裂或者別的狀況導致的。她以烤魚有自傷或者傷及他人的理由,強制送去了精神病院。這在《精神衛生法》中,個體如果滿足自傷或傷及他人的這種風險的情況下,其父母有權這樣做的。


慶幸的是,這間精神病院是一個比較正規的精神病院,覺得跨性別這種情況沒法治療,最後拒收了。但除了被綁去精神病院,烤魚還被家長綁去被綁去中藥注射,甚至求神拜佛,希望通過這些方式改變他的性別認同。


幾經折騰後,烤魚去日本留學的計劃也被迫中斷。他對母親產生了嚴重的PTSD,每次看到母親發來的信息或見到母親,身體甚至會嚴重的抽搐。在這個案例中,烤魚母親的做法,其實是傷害他,使親子關系陷入無法彌合的狀況中。


此外,當我們去報警時,警方覺得這是家務事所以不用管。他們覺得父母與可橙有血緣關系,但志願者與可橙是非親非故,所以采信了父母的說法,不允許我們把可橙從父母身邊帶走。所以,在這個案子當中,警方也沒有起到一個積極的作用,反而添加了一些比較負面的阻礙。



3.案例共同點


通過觀察我們這些案例,可以總結出四個共同點:

第一,個案組的年齡層是偏低,很多人可能只有18、19歲。


因為我們剛好在做一個2021年的全國跨性別調研,從目前搜集到的數據上看,其中涉及到扭轉治療的部分,有112個夥伴表示自己遭遇了扭轉治療。TA們的年齡介於11到29歲之間,也是印證了年齡層偏低的一個情況。


第二,親權過於強大。由於案主剛成年,可能以為父母沒法管自己了。但實際上,中國的親權非常強大。在112個跨性別夥伴中,就有90人被父母或者監護人送去扭轉治療,遭受比如教官的言語辱罵,強制改變穿著,服用精神科藥物等折磨。


第三,整個社會系統是缺位的。我們缺乏專業的社工,缺乏性別友善的咨詢師,甚至有些警方也缺乏專業訓練。比如我們在報警時,很多時候都是無效的。因為警方會更加地采信父母的說辭,再加上志願者無法證明自己跟案主有直接的聯系,所以最後也無法直接支持到案主。


第四,強制扭轉治療是仍然大行其道。有些父母會把小孩送進中醫院、學校、宗教場所等地方。在這種狀況下,各種極端的扭轉治療方式也很多,如電擊、人身攻擊、有毆打、強迫發生性行為、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


三、跨性別群體在中國的現狀


2017年,我們曾做過一個中國跨性別群體的生存現狀報告。這是一些可以供大家參考的數據:


在2060名调查对象中,61.5%的跨性別者正在經歷不同程度的抑郁,32.1%存在抑鬱高風險;73.2%的跨性別者正在經歷不同程度的焦虑,21.1%跨性別者有重度焦慮;46.2%的跨性別者有过自杀想法,12.7%的跨性別者有过自杀行为。


首先,中國跨性別群體的精神健康狀態很糟糕。我們發現,跨性別群體抑郁和焦慮乃至這個自殺的比例相當高。我們有統計,整個跨性別群體的自殺率,是中國整個人口的自殺率的4倍到5倍,是一個非常高的狀態。


其次,家庭支持對跨性別者的精神健康的改善非常重要,卻難以獲得。在美國心理協會下有一篇論文,提到家庭支持遠強於社區的支持和朋友的支持。但在中國內地的語境中,跨性別者的父母或監護人反而是最多送TA們去扭轉治療的人。


另外,易性癥目前仍會被當做一種精神疾病,要去診斷和治療。事實上,此前法學教授劉明輝教授曾寫文章提到了扭轉治療的問題,呼籲禁止扭轉治療,并表示這已經違反了憲法和人權保障。


在2019年5月份,世界衛生組織正式發布了國際疾病分類的第11版,把跨性別正式從精神疾病當中去除,即所有的扭轉治療的事實依據不存在了。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也發通知,要下屬醫院全面推廣ICD11的使用,并加強監督等等。


但後來不知為何,衛健委發的全面使用國際疾病分類第11版的通知被刪掉,取而代之的是衛健委在2020年的年末發布的《精神障礙診療規範》,內容框架是CCMD-3,但很多部分都有根據ICD-11去做一些修改,卻仍未修改易性癥。


也就是說,易性癥依然會被當做一種精神疾病,要去診斷和治療。


四、未來


未來,我們希望能跟衛健委有更多溝通,比如通過申請信息公開,去了解新的診療規範中,沒有把易性癥去掉、沒有把跨性別去精神疾病化的原因。我們也會繼續完善扭轉治療的數據,以及進行2021年的全國跨性別調研。


與此同時,我們會努力爭取更多跨性別友善的媒體報道。比如在可橙和烤魚的故事發佈之後,就獲得了很多對跨性別社群的關注,也有了一個給大家扭轉治療的存在和危害的渠道。


當然,我們也希望做更多友善醫生和心理咨詢師的講座,讓更多的醫生和心理咨詢師了解到跨性別、同性戀都不是疾病,也不需要去做精神的治療。對於性少數群體而言,他們更需要一些社會支持與關懷。


最後,我希望大家能夠攜手共進,逐漸搭建一個社會系統對跨性別群體的支持。





營救Z先生案件回顧

講著:趙虎


2014年,在燕子的案件中,法院把「同性戀不是病」寫到判決里面,是一個很重要的進步。2016年,在余虎的民事案件勝訴后,我們律師又向當地為衛生部門舉報,當地的衛生部門又根據判決,對醫院和主治醫師進行了行政處罰。


2019年,廣州有一家民營機構做廣告,宣傳治療同性戀,那麽「同性戀親友會」(民間NGO)的負責人阿強錄了音,我們又把這個情況實名舉報給了廣州的當地的衛生部門,以及市場監督管理部門。


此外,我們在上個月也有一個新的案件。2021年3月24號,燕子接到了來自Z先生的求助。他是一個男同性戀,出櫃之後被父母送去了當地的精神病院。今天,我們會根據這個案子做一個回顧,并探討如何通過法律幫助到這些社群夥伴。


一、Z先生案件概況


當事人Z先生出生於1997年,是一個性格溫和、表達流暢的人。他與父母的關係緊張,在沒有工作時,就向父母出櫃了。


出櫃之後,Z先生被家人送去醫院做檢查。檢查之後,醫院的結果顯示是人格障礙。人格障礙是精神分類標準的其中一項,但不屬於需要被強制收治治療的一種情況。2021年2月15號后,Z先生就被醫院以人格障礙為由,進院強制治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