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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紅女權」是怎樣崛起的

作者:魚


在網上看到這樣一種說法,有人認為2020年是中國女權崛起元年。 誠然,2020年發生在中國的許多社會事件中,與性別平等相關的就佔了很大的比例。 不過這一說法也顯然並不准確,早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尤其是1995年於北京召開的第五屆世界婦女大會後,中國本土的女權力量便開始曲折生長,期間取得過成績(如《反家暴法》立法),也遭受過挫折(如「女權五姐妹」事件)。


筆者認為,恐怕說2020年是「中國粉紅女權崛起的元年」更符合現實。 「小粉紅」,是中文網絡世界裡對擁護體制、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年輕人的命名,過去一兩年產生的一個有趣現象便是,「小粉紅」和女權主義者身份的融合,這個群體被稱為「粉紅女權」。 此前最活躍的女權運動,無論是在體制內或體制外工作,都多少帶著一些改變體制的期望,「女權五姐妹」事件、「女權之聲」被關閉和女權議題在網路空間不斷被審查,從側面說明了這一點。然而到了2020 年,以梁鈺為代表的「粉紅女權」卻成為了為數不多可見的「女權」力量。



1、在「粉紅」之前


2012年以來,中國的民間活動和公民社會遭遇了比以往更嚴厲的,從自由派公知到勞工團體等,許多組織和人士難以活動。 在此情景下,女權議題在一段時間內,幾乎成為了為數不多能夠被公開談論並引發社會關注的議題——儘管仍然面臨限制。


不同代際的女權行動者們通過媒體輿論、線下支援、社群聯結等多種方式,來推動性別平等議題的進步。 [1]在媒體輿論方面,2018年在中國開始的#MeToo運動頗具代表性。 2018年1月1日,羅茜茜在微博上發表長文,舉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導師陳小武曾經對自己的性騷擾,一天之內獲得了300萬閱讀量[2],拉開了中國#MeToo運動的帷幕,隨後這場運動迅速從高校 擴展到公益界[3]、媒體界[4]、宗教界[5]等,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弦子訴朱軍性騷擾案[6],和京東創始人劉強東涉嫌強姦案[7]。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的#MeToo運動和相關討論大部分在線上社交媒體平臺,但仍然產生了極大影響力,稱得上是近年來中國最具社會影響的公共事件之一。 並且它也有明確的權利訴求,關注這一運動的人們不僅將矛頭指向懲罰害者,更提出了在高校推動建立反性騷擾機制,進行反性騷擾立法等訴求。 儘管這些訴求至今尚未完全實現,但也在社會上引起數度震盪和迴響。



(圖片來源自網絡)


在線下支援方面,2020年底,弦子訴朱軍案在北京開庭,這場不公開審理的庭審,卻吸引了上百位弦子的支持者前來支援[8],人們聚集在法庭外的街道上,手持不同的標語,如"我們一起向歷史要答案","禁止性騷擾"等,在寒冬的北京一直留守到午夜十二點,弦子從法院出來后才逐漸散去。 這場線下聲援也是近年來非常罕見的街頭行動。 第二天,相關文章、報導就被刪除。


女權主義者的社群也隨著女權議題的倡導和傳播而擴大。 從與體制關係更近的老一輩女權主義者,到青年行動派女權,再到#MeToo運動中新興的網路女權力量,以及由此影響到的追隨者(如"弦子的朋友們"),因為有著相似的理念,在行動、支援、網路表達中相識,雖然女權運動屢遭打壓,但女權社群越來越龐大及網上的相關討論並未停止。


可以看到,女權主義者群體是公民社會和權利運動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但隨著公民社會空間的持續縮減,與上述女權主義行動者在取向上不同的「粉紅女權」也漸漸崛起。


2、「粉紅女權」崛起


「粉紅女權」的代表之一是微博上十分活躍的KOL梁鈺。 2020年初,因為在疫情期間關注到女性醫護人員衛生用品短缺的情況,梁鈺在微博上發起了「姐妹戰疫安心行動」,為一線女性醫護人員籌集衛生用品,因此獲得關注。 隨後她還成立了自己的公益團隊發起了「月經安心行動」,衛生巾互助盒和女性藝術展覽等活動。 [9]


2021年3月,梁鈺發佈微博宣佈自己入黨的消息(現已轉為僅粉絲可見),在網上引發不少爭議網。 其實在此之前,她的「粉紅|從微博上就已見端倪,例如轉發讚美中美高層對話中態度強硬的女翻譯官的微博[10],看似讚美女性,但民族主義傾向亦非常明顯。 此外,在梁鈺的微博中也時常可見『建黨100周年』,『十四五規劃』等[11]最常見於官方檔的詞彙和論述。


實際上衛生巾互助盒行動除了梁鈺之外,也有多個高校的學生自發發起,但她們大多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來自校方的壓力[12]。 而梁鈺的項目非但沒有受到來自官方的壓力,反而獲得了央企與國企的捐贈支援[13],而梁鈺團隊也積極與高校團委合作,甚至幾所學校的項目具體運作交由團委[14]


和之前有權利訴求的女權行動者不同,梁鈺只在紅線範圍內聲張女性權益,將體制與項目合作視為機會,將體制介入項目視為行動的成功。 在中國越來越緊縮的政治環境下,這樣的心態有其道理,但另一方面,也體現了當下民間行動的困境。 同時,梁鈺的順從與體制主動收編的互動,又在不知不覺中壯大了「粉紅女權」的聲量,「讓那些堅持獨立與抗辯的女權者被異議化,被推入政治的不安全地帶」[15]。在這種情形下,每個女權主義者都要「自證清白」。 2021年3月,女權主義者肖美麗在微博上上傳了一段勸阻男子吸引反被潑油的視頻,隨後被扒出2014年她此前的照片,被罵是「港獨」,她隨後被炸號,並在幾天內遭遇了鋪天蓋地的網絡暴力。舉報者們還繼續舉報女權帳號,導致一大批女權帳號被封禁,多個高校性別小組也遭到舉報。 [16]這場「獵巫運動」的大部分指控實際上毫無證據,但卻獲得網路檢查部門的背書,表明「不愛國」的指控已經成為了最有效的武器。


3、「粉紅」了,還可以「女權」嗎?


以梁鈺為代表的「粉紅女權」往往具備以下特點:


首先,她們對女權議題的關注和參與時間不長,與上一輩女權主義者和青年女權行動派沒有太多交集,甚至因為過去的新聞被刪禁也並不瞭解那段歷史。 她們也大多活躍在社交媒體上,在網路上討論遠多於權利爭取的活動。


第二,她們不吝與體制合作,甚至將自己的專案交由體制運作。 即便是較為溫和的「排憂解難」型活動,國家仍然試圖介入和加以管控。 梁鈺的衛生巾互助盒在多個高校實際上是由團委接手維持後續運作,而梁鈺本人則對此表示歡迎和讚美。 對於「粉紅女權」來說,國家是最可以相信和依靠的力量,也是在這種情緒中,她們放棄了對權力的批評和監督。


第三,在女權議題被汙名化的今天,「粉紅女權」也難免要面對一些抹黑和指責,比如梁鈺也不得不解釋「衛生巾互助盒是獲得境外勢力資助」的傳言[17]。 和肖美麗遭受的鋪天蓋地的網路暴力相比,這些聲音並不算大,但它們也提醒著「粉紅女權」們要時刻記住有一條政治紅線,超過這條紅線會有嚴厲懲罰。 也就是說,政治保障的獲得並不是絕對的,而是需要不斷證明的。


以上特點決定了對於「粉紅女權」來說,「粉紅」是底色,而「女權」是選擇。 然而在二者充滿張力甚至出現衝突時,如何自處?



本文並非意在批判梁鈺等人,筆者想指出的是,「粉紅女權」群體的出現恰恰是當下社會狀況的產物。 這意味著只有國家擁有定義「正當」與否的權力,留給民間的空間越來越小,體制外的聲音幾乎很難被聽見。 在越來越多的網絡「戰狼」主動出擊、動輒網絡暴力的情況下,民間的潰敗似乎也是一種必然。 這是當下中國女權主義的現狀,也是中國公民社會的現狀——衝擊體制的行動幾乎被封死,溫和的行動也必須要接受體制的檢視與介入;無論是誰都時刻活在被舉報的恐懼中,要不斷證明自己的「正確」立場。 這不僅是個人品質好壞/投機與否造成的結果,更是掌權者在沒有制約下,利用國家機器拉攏、打壓、恐嚇的結果。



[6]赫海威,“弦子的"我也是"使命:在審查和訴訟中不斷戰鬥",紐約時報,2019年1月7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0107/china-zhou-xiaoxuan-me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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