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兒媒體在中國:性少數群體的文化生產和影像行動》講座精編


時間:2021年7月22日 (星期四)晚上 8:00-10:00


在過去三十年間,中國的酷兒社群逐漸形成,由性少數群體自己製作和消費的媒體也不斷被生產和傳播,包括網絡電台和節目、口述歷史、紀錄片和電影節等多種媒體形式。這些媒體實踐如何形塑和影響了當代中國性少數群體的身分認同和社群文化?它們在身分建構和社會改變方面有怎樣的啟示?


嘉賓簡介:

石頭,酷兒女權藝術家、獨立導演,從90年代開始參與中國的同志運動,導演過多部女同志題材紀錄片。

包宏偉,英國諾丁漢大學媒介與文化研究副教授,悉尼大學性別與文化研究博士,著有新書Queer Media in China (Routledge, 2021).

石頭:


1998、99年左右,崔子恩老師介紹我認識了李玉導演,她當時想拍一部電影講中國女女之間的愛情故事,讓我幫她找演員。我們之前只看過西方那種唯美的同志片,或者是偏主流一點的。但她想要觸摸真正的人性,拍女性的生命故事。後來就有了《今年夏天》這部影片,算是中國第一部女女同性愛情片。我和潘怡、張淺潛三個女生一起出演,可惜不能在國內公映,但它在國外的威尼斯、柏林電影節都拿了獎。


九十年代同志很少見,我們用比較標籤化的方式歪打正著找到了一些人玩。後來我所在的圓明園藝術村被政府強制驅逐解散。我搬到市中心,有機會參加了東西方小組的討論會,這算是中國第一個女權主義小組嗎(我不確定)。東西方小組很活躍,活動是開放性的,參與者有各界人士,會帶來非常豐富、有趣的話題。

1998年我們跟香港、台灣的一些朋友召集過第一次男女同志大會,開會地點恰巧是拍攝《今年夏天》的地方。

之後我們提議召集一個女同志的大會以便更深入地交流,當時很重要的發起人何旭陽,她通過寫信的方式聯絡過國內40多位女同志和跨性別。這次她又用寫信的方式邀請大家到北京參加女同志大會。

女同會議之後我們建立了算是國內第一個女同志小組,叫“北京姐妹”。1998年創刊了第一本女同志雜誌《天空》,還開了熱線。原本還想辦一個藝術節,可惜被官方乾涉叫停了。小組後來散落了,但種子卻必然會生根發芽。


1999年我和台灣的阿哲一起參與了魯豫主持的《一點兩岸三地談》聊同性戀。2000年和李銀河、崔子恩一起參加湖南衛視“有話好說”欄目,錄製了一期節目叫《走近同性戀》(馬東主持)。2006年參加了《魯豫有約》,那期節目叫《拉拉的故事》。邀請了三組拉拉從很正面的角度討論同性戀。北京的錄製現場來了很多聲援支持的朋友。那時我們還能在公共媒體、在國家電視節目上看到性少數的正面形象,雖然不多,但現在好像管得更嚴了。


2001年在北京大學,崔子恩、楊洋、張江南等第一次組織了北京同志影展,但看下面海報上寫著的是“首屆中國同性戀電影節”。這很有趣,學校一開始以為同志是指革命同志,所以就通過了,後來發現不對叫停時,我們已經全部放映完了。當時放了崔子恩的《男男女女》、李玉的《今年夏天》,還有《藍宇》和張元導演的《東宮西宮》等等,上百觀眾,場場爆滿,非常轟動。



電影節激勵了更多人創作。我2002年拍了《女同志遊行日》,當時是因為《今年夏天》受邀去舊金山國際同志電影節。恰逢6月同志驕傲月,在月底有一天是男女同志遊行日,加入遊行陣列需要提前報名,也比較商業化一些。做的大花車很好看,打扮得風格各異的同志們載歌載舞,還會發放安全套、唇膏、花環等各種各樣的小禮物。 接下來的第二天,是女同志遊行日,不同於前者,它是開放型的,歡迎大家的加入,非常自在、鬆散。跟著大家一起走就好了,有說有笑有跳舞與吶喊。我參加了整個遊行過程,拿著一個小數碼攝相機記錄下全程,後來剪輯成一個20多分鐘的短片。接下來我和明明一起製作的影片《女人50分鐘》,這是一部片段式的影片,裡面有一段那時候的天安門廣場,還比較自在,什麼樣的人都有,我在地下通道看到一對女孩在親熱,就用很衝突的影像形式記錄下了這種對比。 還有一部行動藝術的短片《我們要結婚》,是我們幾個朋友在2007年情人節時去街上送花,邀請大家支持同性婚姻。


除了自己創作紀錄片,我們也做酷兒電影的放映,有同志電影節,還有中國酷兒影像小組,經常在各地做酷兒電影的放映和討論會。 2015年我與趙靜、韋婷婷一起完成了紀錄片《我們在這裡》。這部紀錄片很有歷史意義,記錄了1995年世婦會一些親歷者的敘述,也連接到了現在的一些酷兒女權夥伴們在做的事情。



包宏偉:


相對石頭來講,我進入同志社群的時間稍晚一些。我主要會從研究者視角來講這段時間的歷史和社會變遷,以及數字媒體在同志運動中起到的作用。我會著重談個人的經歷與酷兒社群歷史之間的交集。換句話說,我要講的是自己是如何從同志運動的旁觀者進入同志運動的過程。


石頭剛才提到2001年的北京同性戀電影節,正是我開始了解同志議題的時候。恰巧那時我在北大讀新聞傳播專業,在學校裡看到影展廣告覺得很有意思。我當時已經知道自己是同誌了,但還沒公開出櫃,所以猶豫著要不要去參加。最後沒有去,怕去了大家就知道我是同性戀了。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已經在宿舍看過《藍宇》的盜版光盤,所以沒有必要冒險去看現場放映。講這段經歷的目的是兩點。第一是個人和社群之間的關係。認同自己是同性戀不意味著需要認同自己是社群的一部分,去參加社會運動。第二是我們當時還有一定的空間可以接觸到酷兒影像,比如地攤上或者商店裡的盜版VCD和DVD,可以看到國外的藝術電影、港台的同志電影,還有中國大陸的地下電影或獨立電影。當時那些國內沒法發行的電影就通過VCD和DVD的形式來發行,不完全是盜版。它們都是酷兒媒體介的重要形態和方式。 我和石頭都提到的2001年,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節點。從宏觀政策角度講,同性戀1997年剛去罪化,2001年部分去病理化,自我認同沒問題的話就不需要治療。當時政策的變化對社群的衝擊還是很大的,大家覺得,同性戀問題以後可能可以公開討論了。當時的確也有一些好的跡象,比如石頭和崔子恩參加的湖南衛視《有話好說》節目,當時還出版了一系列介紹酷兒研究的書。此外,2000年左右電腦開始逐漸普及,我開始上同志論壇或網站,天涯的“一路同行”、北京同志、廣州同志、朋友別哭、淡藍等同志網站都在這段時期先後出現,還有一些BBS論壇和健康熱線,這些對同誌社群形成和發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些都是我作為同誌社會運動外圍的作為旁觀者的觀察。我當時感覺同誌社群發展非常迅速,但沒覺得自己需要在其中做點什麼。

真正開始是2006年我去澳大利亞讀博,本來博士論文題目是要研究央視春晚,但看完一手材料發現數十年見春晚節目重複率很高,意識形態批評已經沒有什麼新意。恰好那時崔子恩老師在悉尼科技大學做了一次交流,放映的《夜景》是紀錄片和劇情片結合的實驗性影片。我看完後完全被震驚了:為什麼我們平時看不到這樣的影片?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參加酷兒影展,要寫正在發生的同志運動。於是我就轉了專業,中國研究轉到性別和文化研究專業。

後來就回國去做田野調查。剛到北京就很幸運地參加了崔子恩老師的影片《誌同志》的首映式。在那裡也遇到了其他一些年輕的影像作者,比如石頭、明明、範坡坡等人。之後有幸跟著酷兒影像小組去了廣州大學的電影放映活動。當時正好廣電總局有禁令,同志電影不被允許放映。所以我們參與酷兒影像放映就帶有了政治性行動的意味。在全國到處放映酷兒影像實際上也使酷兒身份與社會運動跟各地的同誌社群產生了聯結,形成了一個全國性的酷兒運動網絡。而且影像不是使用刻板的形式對人進行說教,觀眾在觀看過程中更容易改變自己的想法,激發對同志運動的參與感。所以我覺得影像在酷兒運動中(尤其是在中國大陸同志運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在中國大陸的特殊語境下,其他形式,比如游行是不可能的,立法改革也很難。影像的形式一方面讓大家了解了社群,另一方面能將社群自己的聲音傳達出去。


我覺得過去這二三十年是中國大陸同誌社群形成的關鍵時期,但這段歷史目前不會被寫進中國的任何歷史裡,無論是電影史還是文學史。同時媒介形式更替太快,從印刷媒體到數字媒體再到社交媒體,很多東西沒人保存或來不及保存就丟失了。所以我覺得需要把這些珍貴的歷史記錄下來,把這些社群媒體形式保存下來。石頭影片中展示的很多影片、照片都是非常珍貴的歷史資料。此外,這二三十年我們也總結出很多經驗教訓,尤其是在中國或非西方的語境下能產生什麼樣的性別身份,有什麼樣的社會運動形式,這些性別身份和社會運動形式又有怎樣的理論意義,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所以我之後所做的工作主要就是對這段歷史進行書寫、總結與反思,這就是我的“酷兒中國”三部曲。 我的第一本書主要研究“同志”這個詞,以及它指代的性別身份的社會運動。,這本書梳理了中國大陸的性少數群體如何通過兩岸三地以及和中西方的文化交流逐漸理解並接受同志這個身份。這本書探討了同志這個詞產生、使用、發展的過程,這個身份的外延內涵以及它所引發的政治行動與政治潛能。這本書也思考了華語世界性少數身份與社會運動的文化獨特性。


因為第一本書中談到了社會運動和行動主義,我接下來就開始思考中國因為沒法像西方那樣上街遊行,那我們的社會運動會以什麼方式呈現,有什麼本土特色。另外,身份建構雖然很重要,但也容易形成身份政治,對其他性別少數進行壓迫。我們應該怎麼認識身份問題?我的第二本書就開始研究酷兒“軟行動主義”(或酷兒文化行動主義), 也就是如何通過影像、文學、藝術等文化實踐普及同志知識、開展社會運動。比如剛剛石頭提到的很多活動就是文化行動主義的例子:酷兒影展、畫展、情人節街頭送花等等看上去是文化行動,但它們都有很強的政治潛能和創造性,大家不會被這些形式嚇到,所以更具有大眾性。同時它們也強調開放性,注重性少數群體之間以及性少數與社會的團結與連接。



我最新的第三本書研究的是社群媒體在同志運動中的作用。第一部分是背景介紹,梳理了酷兒社群媒體的歷史,從印刷媒體到電子媒體。第二部分記錄酷兒社群歷史,主要提到了兩部影片,一部是講男同志運動史的《志同志》,另一部就是石頭和趙靜的《我們在這裡》,講女同志運動史。第三部分做了兩個個案研究,分別是《同志亦凡人》網絡播客和北京酷兒影展。最後一部分講中國的同志運動在國際框架下如何跟其他國家、其他社會群體產生連接,其中提到了何小培的電影《寵兒》和一個國際公民社會民間項目——中非的酷兒大學,用以反思以全球北部和西方為中心的酷兒認識論,創建新的酷兒全球南部和弱勢跨國主義的文化想像。


- 問答環節 -

提問1:《酷兒中國》有沒有區分酷兒和同志?

包宏偉:在《酷兒中國》這本書裡我談的是酷兒的問題,沒有過多地涉及同志身份。我有一篇文章《酷兒理論到中國》("A cool kid" Queer theory travels to China)裡面梳理了酷兒這個詞以及酷兒理論在中國大陸譯介和傳播的歷史。但在《酷兒同志》這本書裡我有區分這兩個詞,尤其是對“同志”這個詞在大陸的發展進行了譜系學梳理。



提問2:中國官方對同志運動和活動的態度近幾年是不是有變化?


石頭:我基本上持比較失望的態度,官方的態度是反反复复的。我覺得可能一百年對宇宙來講實在太微不足道。人們以前以為五年就可以實現同性伴侶或同性婚姻合法化,現在看來還是太幽默了。

包宏偉:還是能看到一些變化的。雖然對比一下,好像現在的社會氣氛和政策環境沒有過去好,但公眾的理解程度可能比當時強得多。比如當時石頭拍的影片《我們要結婚》裡有人談到會支持同性戀,但如果是自己的孩子就不支持。現在如果再拍,可能支持率會比過去高。不過隨著現在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可能會有網絡大V或網紅發表負面言論,也會給社群帶來不好的影響。只能說現在是機遇跟挑戰並存。


石頭補充回答:我們可能處在一個全新的時代,不能用以前的視角看現在。雖然現在看起來有些艱難,對一些年輕的朋友們來說尤其如此,但其實我們在90年代、2000年初也面對過那種艱難,後來很多事是有改善的。可見度、大家對信息的掌握和豐富性,都是90年代沒法比的。


提問3:近幾年流行文化中的耽美小說或改編劇挺多的,大眾媒體影像對酷兒擦邊的耽美元素的挪用,是否可以視為小眾走向大眾的曲解之路?


包宏偉:耽美的流行與社會文化有關,一是存在社會需求,年輕人因為各種原因願意讀耽美。二是耽美作為比較流行的亞文化傳播現象,政策上受到限制。三是各大商業公司想利用這種需求賺錢。三個利益共同結合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東西——耽美的流行。至於它是否意味著小眾議題大眾化,耽美對個人有什麼影響,還是因人而異的。有人讀了耽美後會對性少數更理解、更支持,有人反而會把性少數和耽美世界分得很清,認為不好看的人不配做同性戀,用父權制社會的攻/受視角觀察同性戀社群。


石頭:我曾在“華語圈藝術的酷兒越界”討論會上,聽到沈喜裕/Joe關於耽美文化的探討,她從自身案例出發,看耽美愛好者(腐女)是如何酷讀耽美的。她直面自己腐女的身份,分析耽美愛好者如何得以通過閱讀,來DIY 自己的情慾自助餐,進一步探索、形塑自己的情慾認同。在此,提供給大家了解。


提問4:大陸是不是和台灣脈絡裡的酷兒運動一樣以婦女運動(女權運動)作為搖籃?之前查女同性戀女權主義運動的相關資料,也有提到95年北京世婦會後大陸本土女權運動和女同志運動的聯動,這一點在石頭的《We are Here》紀錄片中也有所體現。


包宏偉:石頭影片裡那段歷史的敘述其實幫我們初步釐清了中國大陸的酷兒社群歷史,尤其是拉拉社群歷史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到,1995年北京世婦會實際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為通過這次會議大家了解了性別和NGO的概念。在此之前大家談婦女研究、婦女運動、婦女解放,談的都不是性別問題。還有以前有什麼事都是政府組織來操辦,民間也可以做事當時是一個很新鮮的理念。世婦會帶來了很多東西,比如女權主義的經驗。石頭的影片裡也有提到同性戀帳篷,“女同志權利也是女性的權利”口號的提出是很重要的。世婦會之外,當時還有從艾滋病防治角度發展男同志運動,以及各地婦聯組織的婦女參政或性解放相關的講座培訓活動。女權主義和酷兒運動的發展有並行的關係,也有一定交集。還有2012年左右那時美少女戰士拉拉對同志的一些批判,間接促成了女權主義和拉拉運動的聯結,以及後來女權行動派跟整個中國所謂“主流”的一些婦女運動的決裂等等。這些不同的時間點和歷史事件都需要更細緻的歷史研究。

提問5:酷兒運動或組織跟國家之間的關係?內地酷兒組織的未來發展趨勢是不是和國家合作才更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推動性少數權利需要通過行動,那要不要放棄讓國家改變的幻想,無視政治的存在?


包宏偉:不用單選,可以多項選擇,或在不同時間段有不同的選擇策略。比如法律倡導或影響性訴訟就是很好的與國家協商的結果。在國家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下性少數群體可以尋求一定的認可和保障。有些不是為同性戀設立的法規,比如意定監護製度,也可以為一些同性伴侶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也不用把對話路徑堵死,就算是政府機構裡也會有理解和支持性少數的個人。當然也要注意跟國家機構走得過近的危險,比如2008年左右有很多全國各地疾控中心直接建立的艾滋病小組會監測同性戀社群,利用同性戀的抽血數據來換取國家和國際資助,對性少數社群權益沒有直接的幫助。有些組織只以疾病防治為中心,為國家利益服務,很多人稱它們為吸血鬼,開始遠離。總之不同情況不同對待,不能一概而論。


石頭:同意宏偉前面所說的。同時我想,無論何時何地,保持酷兒性即是保持獨立性。


提問6:一人最後說一句留給觀眾的話。


石頭:歷史可以給我們一點參考,不要放大眼前的困難,無論如何我們是在一起的。我和大家一起困惑著,也一起努力著。


包宏偉:雖然並不是每個困難都能轉變成機遇,但我們還是可以更樂觀一點。珍惜自己的每一次感動,去做一些實際的事情。每個人都可以為社群、為社會做一點點小事,整件事就有可能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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