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與性別的雙重壓迫:廣州女環衛工反性騷擾案背後

作者:常心


自2018年羅茜茜微博長文揭北航陳小武性騷擾事件後,掀起了中國#MeToo反性騷擾運動的帷幕,並隨後迅速從高校擴展到公益界、文體界、宗教界等領域。在#MeToo中,我們看到了諸多性別意識覺醒的受教育(well-educated)女性行動者利用線上社交平台和輿論武器,活躍地實踐對父權文化的批評與反抗。但這一波以網絡為主體的運動浪潮里,我們不得不承認女性基層勞動者在其中的缺位。


2013年,來自廣深兩家女工服務機構曾發布工廠女工性騷擾調研報告[1]指出,廣深兩地受性騷擾的女工比例分別高達 69.7% 和 71.2%,其中多數工人會以各種方式反抗但收效甚微,亦有一大部分工人選擇隱忍或者自己離職。可見職場中基層女工遭遇的性暴力極為普遍,但是卻鮮見女工的發聲和改變。在2018年的#MeToo浪潮中,始出現數位富士康女工網上發信呼籲建立工廠反性騷擾制度;但直到2020年,才有一環衛女工打破沈默,公開狀告站長長期性騷擾,這一案件也因此成為廣東省首例以「性騷擾糾紛」案由立案的訴訟。女工發聲鮮為人道,背後的行動困境是如何?本文將以「女環衛工反性騷擾」[2]為例,試圖理解基層女工於父權制度下所背負的經濟和文化多重壓迫。



權力壓迫下的環衛職場性騷擾



即便在上述提及的兩項報告中,已凸顯了女工遭遇職場性騷擾的普遍性之高,我們仍然難以從中真實描繪基層女工所遭遇的性別暴力。職場性騷擾因權力關系的束縛,長期存在極強的隱蔽性、低覺察性,而其中因交換型性騷擾的存在亦令工人難以發聲。在與一線環衛工的互動中發現,極少有女工會主動談及或肯定工作中遭遇/存在明顯的性騷擾行為,而對於日常存在於工友之間的非肢體接觸類的性別注視或談及黃色段子/圖片等行為,也很少有工人會視其為性騷擾。這並不代表女工對此未曾感到「不舒服」,只是這類「感受」會被視為不重要以及被主流文化所「合理化」,工人在性騷擾方面的認知和敏感度方面上並未得到充分的教育。


「女環衛工反性騷擾」一案揪出了基層女工群體面臨的更為巨大的困境——職場權力壓迫下的性暴力。該環衛站站長藉由其管理上的權威,長期無差別的脅迫下屬女工與其進行經濟利益與性的交換:在新的女工入職後,便不斷的發送性暗示信息;同時利用職務權力,為向其妥協的女工提供工作上的便利,包括更為輕松的崗位、加班安排、額外福利(如珍貴的廣州戶口或美容師稱號)等,而不配合的女工則遭遇「穿小鞋」,被重點盯梢、安排更為臟亂差的活,甚至可直接導致工資收入大幅減低。進退兩難,工人可以有什麽選擇?常態的權力壓迫令職場成為交換型性騷擾肆虐滋生之所。



環衛工人為什麽難以反抗?


收到性意味的信息之後,有工人直言,「看到(黃色)圖片都嚇哭了,可是又不敢懟領導,只能趕緊刪了避免老公看到」。工人的直接反應折射出:領導掌握著工作生計命脈,而主流和家庭的性別文化也無法投以理解,工人該怎麽站出來?作為一個一線環衛工,當其公然站出來反抗領導的性騷擾行為,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而是會犧牲實實在在的生存代價。


即便在《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明確載明,用人單位在勞動場所應當預防和制止對女職工的性騷擾,但幾乎沒有聽聞任何一個單位有反性騷擾的成文規定。投訴的下場,可能意味著無休止地「穿小鞋」,甚至是最後被迫辭職。工人必然明白這個道理。


環衛工是一份低微且低薪的工作,低技能、中高齡勞動者在就業市場的弱勢迫使她們極為倚賴這份「不好」的工作,任何收入上的變動都可以是要了她們的命。首先,有權者可以通過削減加班、罰款、限制兼職進行變相懲罰工人。環衛工等基層工人的基本工資大多為最低工資,平日/周末/節假日加班費遂成為收入的大頭,正常可占月工資的30-40%。停加班無疑是致命的。其次,單位會通過不斷的騷擾和威脅同單位同系統的親戚家人,以工作相逼,令他們成為迫使你妥協的邪惡共謀。多數環衛工人是夫妻檔,甚至也有老鄉近親都會聚集在同個工作單位內,以家庭為單位的「維穩」壓力體系令人寸步難行。此外,在發聲之後,企業會不斷的對你進行談話,甚至在崗位上進行長時間工作監視,以捕捉任何違規或有瑕疵的工作行為細節,令你處於極度緊張的焦慮狀態;加上社會普遍的低性別意識,也會令發聲的女工遭遇來自同事和公眾多重的異樣眼光和區隔對待。


這都是該案中環衛工黃微(化名)發聲之後的實實在在的真切遭遇。不僅自身工作受到威脅,整一個大家族(包括自己丈夫)的工作可能都會因她而動搖,更何況其子女還必須倚賴她的環衛工身份才得以繼續在廣州繼續免費讀公立小學。她抵禦了所有來自同事/領導的施壓,也忍耐扛下了家庭的壓力,才得以站出來反對多年的性騷擾。但更多的女工只能永久地隱忍,或是離開。女工的發聲何其艱難。



女工的發聲:為的是不受壓迫的「一口氣」


「我就是咽不下他一直以來壓制我們的這口氣。」顯然,對於黃微而言,性騷擾本身並非她全部痛苦的來源,更壓抑的是這一系列背後長期的站長的權力霸淩——無法對工作安排自由的表達不滿,因權力派系分化亦無法從同事工友間建立信任和團結。性騷擾只是其中一個表現而已,但也是一個爆發點。


基於工作場所性騷擾投訴制度的缺位和對於單位行政體系的不信任,環衛工黃微選擇司法起訴和紀委舉報的渠道,以此來爭取更多的主動權。她在行動之初,開始學習錄音功能,有意收集和保存相關的證據(包括微信聊天和電話錄音等),即便心有害怕但也能從中重獲自信自尊。而後再尋求律師幫助起訴,將環衛站長和雇主單位列為共同被告,表面是要求定性性騷擾和判罰精神賠償,但目標卻在於爭取一個與單位和施害者站長平等談判的機會,起訴和舉報成了她協商談判的籌碼。她並非執意於賠償,而是要出「一口氣」——讓施害者離開不能再做惡,且單位承諾不秋後算賬。最後,站長面對全體環衛工公開道歉,辭職走人;而黃微一家得以順利安然留下。


一切這麽理所應當地順利嗎?其實未必。來自單位和同事等的輪番壓力,令黃微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的焦慮的夜晚;原本廣州立案系統找不到「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多次溝通後才得以手動添加;施暴者自始自終都不願意書面承認性騷擾,只認可“騷擾”,也不斷發話要重新回歸報覆,令人恐慌。能夠成功走到談判的那一步,無非就是黃微心理已經做好了丟掉工作的最壞準備——一個反性騷擾發聲承載的經濟代價。


因此,面對如此普遍廣泛的職場性騷擾現象,當我們重新審視女工的發聲困境,須真切地看到其背後所遭遇的經濟束縛和權力霸淩雙重壓迫。而這亦不僅僅是可以通過完善性暴力防治制度就可以簡單實現的問題,對於工人群體在階級和權力結構弱勢下的救濟支持同樣需要深入討論。



參考資料:

1.中國米兔志(2018.1-2019.7),2019年8月25日,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OiHZYcoAPTXD-_UBzcXDYT4MH1MaJCE?fbclid=IwAR18WPlZdI-TR3qs9I5rVOgkX2yE6FxmRO0NEqJTn13GV0G6Ikx04n9_Yw0

2. 交換型性騷擾,一般指在職場上一方憑借權力,以答應錄用或者升職、提薪等為條件強迫對方提供性回報;如果對方拒絕就不錄用或者降職、減薪甚至辭退等。詳見於《防治工作場所性騷擾指導手冊》,國際勞工組織。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57627.pdf

3. 全現在,首例環衛女工性騷擾案背後:一個環衛站的權力江湖,2020年8月7日,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52046.html



[1] 報告下載: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latest-news/pdf-%E5%B9%BF%E5%B7%9E%E5%A5%B3%E5%B7%A5%E6%80%A7%E9%AA%9A%E6%89%B0%E8%B0%83%E7%A0%94%E6%8A%A5%E5%91%8A/

[2] 相關報導見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896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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