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回放 | 東亞文化傳統與邊緣人群權利

簡介


東亞文化傳統價值觀是否與性/別少數的權利水火不容?

因傳統價值觀而對性/別少數權利的漠視和質疑,應如何破解?

日本和台灣的法律改革如何回應基於傳統價值和保守主義的爭議?

在地的倡議工作如何有效地促成關於包容、多元、平等問題的對話?


分享嘉賓


李柏翰,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全球衛生學程助理教授,法律白話文運動資深編輯

許秀雯,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創會理事長,婚姻平權釋憲及跨性別權益策略性訴訟律師

鈴木賢,日本明治大學法學部教授、明治大學現代中國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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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價值觀(ASIAN VALUES)及其對性/別少數權利的影響

講者:李柏翰



大家好,我是台大全球衛生學程助理教授李柏翰,今天很高興有機會與大家討論亞洲價值觀,及其對性/別少數權利的影響。


一、誰是性/別少數群體?

今天的分享中,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我提到的性/別少數群體(sexual and gender minorities, SGMs),並不等同於LGBTI群體


在國際人權法的框架下,我認爲性/別少數群體除了是個人權利的主體,也是在政治、經濟、文化下的一個集體權利的主體。


但值得注意的是,性/別少數群體(SGMs)並不等於LGBTI群體。因爲SGMs既包括了擁有相對穩定認同的人,如Gay、Les群體,也包括了認同流動但仍需要認同正義的人,比如一些性認同流動的人,卻沒法在某些文化脈絡中被包含在内的人。


因此,本次討論中的性/別少數群體,是在特別的社會與文化脈絡中,反映了人們(被)成爲「少數群體」的動態過程,尤其是探討其與政府、主流社會、人權的關係


也就是說,由於在不同社會中性/別規範之差異,SGMs概括了所有不合常態、不合規範之多元經驗。


二、作爲一個集體認同的概念

截至目前,很多探討同志運動或者同志人權的文章中,作者都會明確在某個特定的社會與文化脈絡中,使用「少數群體」這個説法——事實上,「少數群體」已經成爲了一個集體認同的概念,如中文常常出現的「同志」一詞。


過去,「同志」原指「革命同志」,被革命黨黨員在互相稱呼時使用。現在,在中文語境中,同志成爲了同性戀者的代稱之一,廣義上也可以指代LGBT(即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等群體。


三、國際政治與國際法中的「性」

自 1990 年代以來,性別議題在人權、公共衛生兩個領域中,被大衆關注與熱烈討論。


一方面,由於1980年代后,艾滋病在全球肆虐,被標籤化成特定性少數的疾病,而引起了各國政府的重視。另一方面,性少數群體長期被病理化看待。因此,在90年代後期,性別議題也開始與心理健康、反歧視、去污名行動挂鈎,進而推動了世卫组织修订《国际疾病分类》,最後移除了同性戀。


到了2000年后,性別議題發展逐步加快,開始進入國際法、國際發展、國際金融等不同場域中。若一個國家無法提供一個同志友善的環境,那麽其有可能被其他友同國家切斷發展援助。


不過,性別議題中涉及到更少數的族群,如跨性別者、陰陽人等是後來才進入到國際法的討論中。


四、性權的發展和限制

在1980到1990年期間,性權在人權領域中蓬勃發展。從中,提到了每個人都需要捍衛性權利,包括性健康、親密關係以及性愉悅。但性權的發展隨後也遭到了一部分人的抵制,排除了所有不符合異性戀規範的性實踐。


五、法律闕漏:SOGIE-RELATED 國家實踐

20世紀90年代以來,性/別議題在國際社會中得到了很多關注。但一旦聚焦在人權領域中,國際人權法並沒有完善涉及性取向與性別認同議題的條款,也沒有為性/別少數群體提供保障。


以不歧視條款爲例,各國在進行爭論時,圍繞的主體仍然是男女兩性。對此,一些人認爲應該擴張解釋,在涉及與性相關的條款下,包括性傾向這部分的内容。但一些人主張把性傾向解釋為概括條款的一部分。


直到2006年,日惹原則才對性傾向、性別認同做出明確的定義。但是,日惹原則不是一個聯合國文書,也不是一個官方文書,而是由一群公益機構的法律學者和同志運動的倡議者制定的文書,以此保障個人的性傾向與性別認同。


此外,在2006年還有保障性/別少數群體權益的《蒙特羅宣言》。在2008年,Equal Rights Trust提出了一個平等原則宣言,后得到了歐洲理事會的國會會議的認可。


2008年,聯合國大會提出關於人權、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的聲明草案。但是遭到了一份強而有力的反對意見,所以不了了之。到了2011年,聯合國人權辦公室終於發佈了一份關於SOGIE的報告。


與此同時,涉及性/別少數群體的用語也在改變。各國意識到在不同的文化和社會脈絡中,LGBTI群體不能代表所有的性/別少數群體,因此更傾向采用性取向、性別認同、性別表達等説法。


最著名的是,在2013年,人權辦公室提出了Free and equal campaign。後來在2014年,聯合國秘書長宣佈雇員可享受同性伴侶的福利。綜上,自2010年之後,SOGIE在國際中逐步權利正當化,包括聯合國在内的國際組織都在積極推動。


六、文化相對論與亞洲價值

在聯合國的不同場域中,因如何為性/別少數群提供保障而引起的爭議,實質上反映了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的衝擊。


(註:文化相對論是由德裔美籍人類學家法蘭茲·鮑亞士所提出的一種觀點與態度。 其內容主張某一個文化的行為,不應該藉由其他的文化觀點來判斷;只有從該文化本身的標準及價值出發,才能夠了解該文化。)


(一)亞洲價值(Asian values)——挑戰西方自由主義


亞洲價值(Asian values),主要指1990年代,由亞洲政治人物如前新加坡最高領導人李光耀以及前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莫哈末提出的「威權體制有助於經濟發展」的命題,如「漢江奇蹟」與「台灣奇蹟」等發展經驗都是例證。


此外,有人認為亞洲價值包括重視家庭價值觀、尊重權威、強調共識於決策過程中的角色還有關心社會群體,認為集體主義高於個人主義;也有人認為亞洲價值論和威權主義還有極權主義這些專制獨裁的政治文化有相通之處。


但若從亞洲價值的視角,去看待如何保障性/別少數群體的權利,實際上定義相當模糊。因爲,亞洲價值作爲一種集體主義的綜合體,包含了儒家、伊斯蘭等思想,但不同的思想態度都不一致


(二)舊的政治,新的傳統


不同的地區,亞洲價值也會被詮釋為不同的觀念。如在香港、中國大陸,會重視傳統禮節和美德。又如在新加坡的華人聚集地,會遵守「國家優先於集體、社會優先於個人」的傳統。


也就是說,亞洲價值在不同的社會,會有不同的變形,尤其是根據當下社會的主流意見,后被包裝成一個亞洲共享的價值。但這種狀況,不過是一種通過新的傳統,延續舊的政治而已。


以印尼爲例,印尼原本已經把同性戀去病理化,後來又以文化主權為由,重新把同性戀與變裝癖列爲精神疾病。對此,印尼認爲同志群體違反了傳統,並且這是來自西方的侵略。


在印尼之後,馬來西亞也表示了對印尼的支持,認爲西方正通過LGBT議題進行文化侵略,因而更需要捍衛亞洲價值。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是亞洲的獨特現象,因爲在拉丁美洲也曾出現過。


(三)人權普遍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


人權,是所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它不分種族、性別、性傾向、國籍、族裔、語言、宗教或任何其他身份地位。人權包括免於恐懼和免於匱乏的權利,不受奴役和酷刑的權利,意見和言論自由的權利,獲得工作和教育的權利以及其他更多權利。


儘管,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已為世界各國所公認。但我們可以觀察到,當多元性別、性取向的人在爭取平等的人權時,常常會遭到文化相對主義的反彈,並被反對者認爲這是一種以人權為話術而進行的文化侵略行爲。


這種現象,已經不再是人類學中的文化相對主義(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倫理實踐主張,且認為文化不是鐵板一塊,會隨著時間與社會變遷而改變),而是已經變成了高度政治化的文化相對論。長期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及社會文化會逐漸忽略掉在地人們的能動性,以及區域的文化多元性。


七、從民間著手:結盟但因地制宜的運動策略

截至目前,東南亞有很多跨國的結盟,試圖發展出因地制宜的運動策略。但他們發現,如果一直強調人權這個概念,就會遭到文化相對論的反駁。因此,他們決定強調本地存在性別多元的文化,通過文化政治去回應文化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