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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晶:一個獨居女生的武漢封城日記(3.23-4.14)

更新日期:5月 19


(圖:聯經出版)


「我是一個社會工作者,而我剛好處於一個事件現場,記錄是我最基本的責任。現在回頭看,寫日記是我在封鎖中重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日記成為我和別人建立連結的一種方式。」

——郭晶

29歲的郭晶是女權主義者、社工、「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發起人之一。去年11月,她從廣州搬到武漢。1月23日,武漢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而「封城」——交通運輸停頓,大多數商店和企業關閉,人們只能呆在家裏。自封城開始,郭晶每天寫日記並發布在微博上,紀錄在城內的生活點滴,受到很多關注還得到BBC等媒體的報導。台灣聯經出版將郭晶的日記結集成《武漢封城日記》出版,將於3月31日上市。


本站轉載經作者郭晶本人授權。

4月14日

4月12日,我约了一个新认识的朋友一起去江边跑步。出小区的时候门卫没有量体温。小区的管控似乎松了一些,我就开始扩展行动的边界。我跑步的时候就把口罩拉低,自由地呼吸。

在江边看到的人们大都还戴着口罩,有人还穿着雨衣。人们依然在小心翼翼地做防护,这样的小心翼翼可能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场景对我来说依然有种不真实,人们什么时候才能再次自由地和亲朋好友聚会、谈天?



跑完步我去周边街道逛了一下。有个蓝色围栏的背面上写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保,时候未到”。也不知有这个新年的人是幸运还是不幸,因为现实世界中恶人并非有恶报,有着悲惨经历的善良的人也不在少数。


路边的空地有人在摆摊卖菜。有些城中村的入口还是被蓝色围栏、共享单车、椅子等杂物堵起来,蓝色围栏处有明显的裂缝。


我出门的时间超过了2个小时,进小区的时候依然是扫健康码,不过有个门卫要给我量体温,还让另外一个人拍照。


我已经连续3天去江边跑步。在江边放风筝是武汉江滩的一大特色,即使在清冷的冬天也依然有人带着手套在放风筝。放风筝都是中老年男人,他们这几天又重新出现了。


他们的风筝普遍比较大,风筝线盘就有20cm左右,还有专门的背包来装风筝及其装置,有个人的“背包”是一个精致的木箱,像古代的书生。他们放风筝的时间也不短,几十分钟、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有人就带个折叠板凳,坐着放。


昨天,小区群里有住户发信息说:锅盔旁边那个店被封了,还发了一个视频,视频里警车在想着警报声,锅盔店旁的汤之坊被蓝色围栏封了起来,店门口有几个警察。这个住户补充说汤之坊被封是因为有顾客在店内用餐。


现在疫情已经好转,如果店里只有几个人堂食,也未尝不可。有人堂食就直接封店,没有协商的空间,这也是一种极端化和暴力化的处理方式。






今天,小区的群里物业主任发了一个消息: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从明天上午起居民凭临时通行证出门购物,限时两小时。请居民明天上午8:30分到小区办公室领取“居民临时通行证”。大家都慌了。

“上班的需要吗?”

“绿码还要吗?”

“请问领取复工临时通行证需要什么材料证明吗?”

“我在武汉燃气集团上班,单位在疫情期间一直在上班,不存在停产复工,凭车辆通证可以领取吗?”

“主任个体户呢?没有复工证明啊,就不能去开门了?”

“我们透析的人从出门到回来起码要5个小时,2个小时哪够?这怎么办?”


看到这个消息,我内心的小人就开始抓耳挠腮。凭临时通行证进出小区大概是为了控制小区的外来人员,对住户的生活不会有太大影响,很多住户已经有了复工证、通行证等证明。


这些控制的措施对人的心理来说是一种折磨。人们日常出门的必备清单里又多了一项,这也是强行矫正人们丢三落四的“毛病”,因为现在落了证明寸步难行。





4月8日

今天,武汉恢复了和外界的交通流动,被称为“解封”了。从疫情的角度来看,解封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进展,说明武汉的疫情在好转。可武汉市内什么时候可以解封?被禁锢在恐惧中的人们什么时候可以解封?“点亮武汉”再次制造了一种集体主义的浪漫,武汉城内人们的困境被掩盖和抹杀。


疫情带来的后遗症和次生灾难却还在继续。有些新冠肺炎痊愈的人身体会留下一生的后遗症,他们未来的生活如何保障?住在其它地区湖北人外出遭受的歧视武汉人能幸免吗?那些因为疫情破产的公司、失业而难以找到新工作的个人该何去何从?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源,个体很难做到,需要政府制定全面的措施去应对这些社会问题。


灾难在我们心里留下的创伤更加难以讲述,可它对一个人的影响往往是一生的。我现在偶然想起小时候被打后蜷缩起来的自己,还要再安抚一下当时无助的小女孩。


不过,我的封城日记终于可以停下来了。日常的坚持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除了像一日三餐这样的必须活动,我们能每天坚持做的事很少。某天不出门,我可能会懒得洗脸,偶尔晚睡的时候也会不刷牙就睡。生活本也不必几十年如一日,不然怎么体验到世界的多彩和丰富。


开始并坚持写77天日记不是我计划中的事情,但却有很多意外的收获。写作是一种对话,和自己的对话,和他人的对话。这77天里,我既是亲历者又是观察者。我观察和记录自己的情绪、周围的人和事。这样的双重身份让我对日常生活更加警觉,也促使我对人们的关系多一些思考,比如观察小区群里住户们的互动,看到灾难中人们的被动和无奈,也看到人们又如何主动联结和互助。


我停止写日记,但不会停止发声,也依然期待和更多人建立联结,一起成为社会改变的一部分。


昨天的晚餐是丝瓜炒肉加稀饭。


今天阳光很好,这几天温度也升高了,白天有二十几度。小区里有个人取快递的时候只穿着短袖和短裤。


我不想接受进一步监控,还在和实名乘车做抵抗,拒绝坐公交和地铁。我的出门时间依然是两个小时。我沿着临江大道骑车,路过中华路7号码头,入口被黄色水马围栏围了起来。上面贴着温馨提示:“请扫健康码”,旁边贴着一个二维码,写着“行程上报,人人有责”。乘客扫码后还要进入一个测温通道。


武汉长江大桥上的行人和车辆并不多。桥下一侧江边的蓝色围栏还在。另外一侧不少人在拍照,有人在拍城市,有人在自拍。



我拐到司门口商业街,不少服装店、生活用品店都开了门。很多店门口贴着各种温馨提示、复工复产告知书等文件。一些开门的店门口的音箱在重复放着“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大家保持佩戴口罩,并间隔至少一米以上,有序排队。”有的小店门口尽管贴着“请配合出示绿码,量体温”的提示,但大概人手有限,也没有强制要求出示健康码和量体温。


很多路依然被蓝色围栏封起来,只留了一个口供人出入。有个女人在路边走着,也不避讳路人,就从一个蓝色围栏的裂缝里钻进了“围城”里。


马路上挂着横幅,上面写着“少出门少聚会,减少传染的机会”。



小区群里,有门路的女人今天又发起了一个团购,有A、B套餐。


A套餐:内脂豆腐1份+芹菜1.2斤+花菜2斤+莴苣3斤+土韭菜1斤;赠送小香葱一把(总重量约8斤)=25元/份

B套餐:内脂豆腐1份+芹菜1.2斤+生菜2斤+胡萝卜3斤+土韭菜1斤;赠送小香葱一把(总重量约8斤)=25元/份


有三个住户参与了接龙。



4月7日

昨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有人说到,很多人在闲鱼这样的二手平台上卖东西,准备离开北京、深圳等大城市。大家卖什么的都有,洗衣机、电磁炉、电脑、优惠券、健身卡、过期了的精华乳等,有人把自己的猫标价0.2元,写着“离开北京了,爱心小伙伴拿走吧,对她好点。送投食器,猫粮,罐头,猫砂盆”。


我们这些外来者为了寻求个人发展来到大城市,可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比较高,很多年轻人的收入只能勉强保障生活。大城市的社会资源更多,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让我们对未来有更多的向往。而如今,很多人看不到希望,不得不回到曾经自己努力离开的小地方。回到小地方的人可能要和父母一起生活,工作和生活极有可能受到父母的干涉,而这可能也曾是他们离开的原因之一。


昨天的晚餐是香菇炒肉加鸡蛋饼。


今天阳光很好。中午,我出小区去江滩散步。我隔了一天出门,柳絮已经开始满天飞了。大家都戴着口罩,也不会出现不小心吸入柳絮的意外了。


花坛里的紫叶酢浆草开了花,深紫色的叶片配着淡粉色的花瓣。紫叶酢浆草是一种常见但很多人叫不出名字的花。如果不是写作,恐怕我也不会去查它的名字。


有个花坛边上放了两个精心包装的花束,花束看起来像是自己在路边剪的一些植物,植物的叶子已经枯黄。这应该是谁用来哀悼的花束。


江边的人比较少,有带着女儿的妈妈,有推着轮椅走路的老人。



有三个女人围着一个石凳在野餐,石凳上摆着油焖小龙虾、田螺、圣女果、绿茶等,她们有说有笑地吃着,特别欢乐。我默默地咽下自己的口水。

我去了超市,进入前要扫码、被“打一枪”、登记姓名和电话。超市的供应很充足,米面粮油、蔬菜、肉、速冻食品、消毒液、洗手液等都很齐全。有个人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和面罩,全副武装地在买菜。我买了一些蔬菜、豆沙包和辣酱。


回家的路上,看到花圈店和腰花面店重新开了门。


这几天有人问我:“武汉现在是否回到了封城前?”“回到”包含着人们的一种期盼,人们期盼可以结束现在的困境和危机。可是武汉经历了一场灾难,封锁中的人受到了创伤,这段时间无法抹去。总是怀念过去的人通常都没有未来。如果未来充满了希望,谁会总是留恋过去呢?武汉无法回到过去,武汉的人也无法回到过去,我们只能带着伤痛往前走。



4月6日

有个网友看到我的日记后,今天也写下来“我的疫期生活”。这是一种奇妙的联结和改变。我们互相不认识,但TA在看了我的日记后也开始了自己的讲述。这是我在第一天写下日记的时候所没想到的。在充满压制的社会里,社会行动带来的改变更加难以预测。然而,我们常常也会有意外的收获。


我16年曾到一个高中做过一次分享,后来跟这些学生都没有联系过。有个女生去年高中毕业,她重新找到我,说我那次的分享对她有很大的影响,让她成为了一个女权主义者。她现在开始做一些志愿工作,已经成为一个行动者。


很多人问我“坚持行动的动力是什么?”人的改变是其中一个。我们的发声和行动像是喇叭,它在向外扩散声音,它必然会影响到一些人,有些人会在某种契机下成为我们的同路人。

昨天的晚餐是蒸饺。


昨晚,有住户在小区群里发了一个“疫情通知”,内容是附近的恒大首府小区被暂停了“无疫情小区”的认定,因为有个医务工作者于4月5日在单位组织的血清抗体检测中呈阳性。这名住户和两名密切接触者已被隔离。另外一个住户也发了一个被暂停无疫情小区认定的情况说明。没有人回应。



早上,群里有人发了一个“被取消无疫情小区”的表格,里面显示共有71个小区被取消了无疫情小区的认定。她接着说:“我们要共同努力保住我们无疫情小区的牌子!”


有人发了一个《解封赠言》

解封不解封,

莫在外面疯!

万一夺了冠,

人财皆两空!

管好两只脚,

口罩把嘴封!

生命最可贵,

健康记心中!


今天的阳光很暖,我中午11点多下楼晒了会儿太阳。小区院子里很少人,放戏曲的男人拿着一瓶啤酒边走边喝,走到垃圾桶那里,他停下来了,捡了一个被丢掉的、外面泛黄的不锈钢盆,拿着回了家。


小区群里有人发起了一个团购鱼的接龙。



4月5日

人要做到真诚地发言是极难的一件事。人多大程度上能对自己真诚都是一个疑问。要想让人真诚地表达,需要有安全感和信任感。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举报和训诫的社会中,那我们又怎能不提高警惕呢。我们都不得不忙于成为幸存者,但总是有人在这个过程中努力成为抗争者。


昨天的晚餐是土豆、胡萝卜炖排骨加稀饭。家里的胡萝卜终于吃完了,我有如释重负的解放感。


这几天,旁边的工地晚上也在施工。封城后,我打开的感官依然很灵敏,一下子还关不上。我又要重新适应不被噪音干扰地安然入睡。


今晚受Matters的邀请做分享,主题是“疫症之下, 写作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写作是我不熟悉的领域,就多花了一些时间做准备。写作是封城中意外的尝试,有很多对自我的挑战。写作中的自我怀疑和斗争是很大的考验,我也会偶尔不确定自己写得好不好,是否有价值,幸好有一些读者的反馈,也有朋友给我一些建议。


我几天没出门有点闷得慌,下午4点就到楼下走一走。本来没打算要出小区,因为我在抗拒出门被审批和记录。下楼后我被机器的噪音所包围,在小区里转了几圈还是忍不住出了小区。日常生活里真是充满了很多微小的斗争和挣扎。


保安在我头上“打了一枪”,告诉我:“36.2℃。”


我往江边走去,走到红绿灯的地方,看到对面有人在等红灯,我也停下来,然后意识到红绿灯开始重新起作用了。江滩的管理员也在我头上“打了一枪”,说“37.3℃”,似乎温度有点高,他问我:“有没有健康码?”我说:“有”,他也没有要求看,只是说:“有就行”。

今天江边很热闹,江边也重新开始了施工,不过没有大型机器在运作。江边有钓鱼的人,跑步的人,还有很多家庭都“出洞”了,江滩边小孩的游乐区、健身区有很多戴着口罩奔跑、游玩的小朋友。


有个女孩的爸爸看到别的小朋友带了面罩,就跟女孩的妈妈说:“我们也买个这个吧。”女孩的妈妈说:“她不喜欢戴帽子”。



回家的时候路过一个公交站,有个老人家因为没有健康码就被拒绝乘车,有两个警察在处理,其中一个警察在打电话,像是请示。接着,他们把老人家带去开证明。打电话的那个警察说:“你年纪这么大了,在周围买东西就好了。”老人家在辩驳着什么,我没听懂。人们的出行自由已经受到了限制,年龄不应该再是限制出行的理由。


路边开的饭店更多了,不过门口大都拦住,

或者贴着“不接堂食”的标识。

有个水果店的门还关着,里面的水果已经腐烂了。

有几家理发店开了门,店员都穿着防护服,店里还没有顾客。






今天看到了武汉4月3日起开放婚姻登记的新闻,回家的时候就拐到家附近的婚姻登记处。我走到婚姻登记处已经5点了,门还开着,不过没有人。门口贴着“公告”、“流程图”、“离婚协议书”等文件。

我走上去问工作人员:“你们什么时候开门的?”她说:“先扫码预约”。


“我不办理,就是想问问现在来登记的情况,结婚的多,还是离婚的多”。


“都多”


她看上去有所防备的样子,我没再多问,就走了。


回到小区里,那个放戏曲的男人坐在快递柜前的椅子上喝啤酒。物业办公室门口有人在洗车。



4月4日

今天是个被安排的集体哀悼日。有人去了武汉的公祭台,普通人是不能进入会场的,进入会场的也都是男性。一些人写的哀悼文也被404。这些集体的哀悼并不是让我们这些人放置自己的哀悼的,而是企图通过集体的形式渲染一种感动来消解人们的愤怒。我们没有参与集体哀悼的资格,但我们可以拒绝被这种扭曲的形式主义所感动。


有人因不公正而死去,政府就把他们奉为英雄,赞美他们,却没有问责,没有反思。社会不能总是制造逝去的悲剧英雄,而要切实对逝去的人和还活着的人负责。很多医护人员至今没有拿到补助。丁香园昨天发了一条微博,问:疫情期间,你们医院疫情一共发了多少补助?有个人留言说:“0,表填了一次又一次,最后啥都没有。”


很多人心里的哀悼早就开始了,也不会在今天之后停止。很多人在以自己的方式悼念和铭记

。为了铭记,我们还要和404做对抗,我们在看到一些文章的时候会担心被删,就截图保存图片。有个朋友说她甚至想过24小时录屏。这个社会真是荒谬。


昨天的晚餐是荷兰豆炒腊肠加稀饭。


今天是阳光明媚的一天。每个阴天我都在盼望阳光,但今天的阳光却有些讽刺。我对被安排的集体哀悼极度地厌恶,不想参与,隔离自己,暂时逃离荒唐的世界。


10点,窗外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外面工地上、马路上,很多人都停了下来进行哀悼,但也有工人继续在敲敲打打,有路人依然在赶路。很多人并非没有哀悼,而是在带着哀悼前行。


我在家里做清洁、整理房间,桌布换下来一个多月了,洗了之后我一直没有再铺上去。


下午,小区群里有人问:“请问小区还有土纸卖吗?”昨天卖纸钱的住户在群里留了个电话,说:“有街坊反应需要纸钱的,打这个电话。”

桐桐家长在群里发信息说:“405的小哥哥下楼来玩呀,桐桐妹妹在楼下等你。”

有门路的女人帮大家团购的鸡蛋到了,她就在群里提醒大家下楼拿鸡蛋。有个住户说:“等下行不,搞娃在。”有门路的女人回复道:“门牌号多少?我放你家门口。”

“1002”

“好滴”

“你们没发完就不急着送上来,我等下下去拿。”

有门路的女人说:“放门口了。”



4月3日

今天,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知,说要继续强化小区封闭管理。很多人在中国新闻网发的相关微博下留言说让政府发补贴,期盼真正的解封。


有人说:“发点现金吧,两个月没有收入,还得还房贷。”


有人说:“两个多月了,没见到任何政府的爱心菜,都是高价买,鸡蛋2块多一个,蔬菜也老贵,甚至至今没吃过一片肉,政府的冻肉,数量有限,社区说只给家里有老人的。工资,绩效已经损失过万了,再这样下封下去,只能8号申请离汉,去外地重新找工作了,不然这一年入不敷出了。”


有人说:“逐渐给武汉的人都检测了吧。不然这每天都是零,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的日子什么时候才结束?”


有人说:“武汉的封城是心理上的封闭。我一朋友,车子在另一个房子,现在要回几公里外的家,都做了好长时间心理建设,现在还是没敢动身。我爸说,什么时候能随便走了,才叫解封。”


解封一个城市的交通容易,想要把封闭的心打开却是一件难事。尽管武汉的疫情在好转,很多人还在担忧疫情的二次爆发,精神还在受折磨。大家现在都如惊弓之鸟,交流复工经验的群里有个人买了一个新的冰箱,说:“为可能第二次爆发准备了一个大冰箱”。


很多人已经停工了七十多天,复工也困难重重。武汉人的生活越来越拮据,政府要有相应的措施保障人们的生活,不然新的社会悲剧就会发生。很多人都在呼吁政府给武汉人发补贴,但政府一直没有回应。


昨天的晚餐是蒜苔肉丝加稀饭。


今天的太阳被云遮着,只是偶尔出来晃一下。院子里的人少了一些,不知那些常下楼散步的人是不是出了小区。


上午,有人在群里艾特物业主任,问:“殷主任,还可以团鸡蛋吗?”

物业主任说:“现在都可以到超市购物,所以社区也不组织团购。对不起。”

有门路的女人在群里发起了团购鸡蛋的接龙,16元30个。


现在,外卖平台上开的店铺还是比较少,有的店要满500元才起送,很多店里蔬菜的品种也有限,我还是用饿了么买菜,因为我不想把有限的出门时间花在排队上。现在我可以自己买菜,吃得也没有那么单一,我感到非常满足。今天我买了豌豆角,可以直接炒着吃的那种。我之前团购过的豌豆角原来是甜豌豆,这是后来一个网友告诉我的。甜豌豆外面的皮太硬了,一般都是只吃里面的豆。我买了新的刀,今天也到货了。


下午,有个业主在群里发消息说:“各位街坊,清明需要纸钱,10分钟后楼下自治办公室门口有。”我往窗外看,他在楼下摆了个摊。晚上7点多,有人在楼下烧纸钱。






4月2日

现在想要出小区就要被量体温。尽管我知道我没有发烧,但每次被量体温的时候我心里都很担心。我担心如果体温枪出现问题,测出来我的体温高了,那就比较麻烦。我会被隔离在家,还是被拉去某个地方隔离?我会被小区的人排斥吗?


其实,我目前差不多也是被单独隔离的状态,而且现在发烧或感染新冠肺炎在武汉应该是可以得到救治的。如此想来,被歧视和排斥似乎是更可怕的事情。被歧视的时候,遇到能够讲道理的人还能够沟通,如果遇到不讲道理、人云亦云的人,那被歧视的人往往无力辩解,还会遭受攻击和暴力。


昨天的晚餐是西红柿炒土豆加稀饭。


今天是阴天。


有个朋友昨天托我买一份今天的楚天都市报,她在做参与一个全球传媒监测的项目,用社会性别视角去分析新闻报道,抽样抽中了楚天都市报。新闻媒体像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现在很多媒体报道中依然存在着很多的性别定型。一开始,很多疫情的报道中的一线医护人员以男性为主,就有女权主义者发起了“看见女性劳动者”的活动,以打破女性在媒体被忽视的局面。

早上10点20分,我扫码。量体温,然后出小区。


小区门外有两个中年女人在聊天。门外的女人说:“姐姐,好几个月不见了。”

小区里的女人感慨道:“是呀。”

“快解封了。”

“在家太难受了。”



我没有继续听她们的聊天,赶紧骑车出去了。地铁站旁边的报刊亭是关的。地铁口还是很少人出入。地铁口一家联通点开了门,门口一边摆着一个连椅,一边摆着两个椅子,一个是吧台椅和塑料椅,两个穿着防护服的人在门口负责检查体温和登记,门口有个人头戴防护面罩。

我路过一个公交车站,有五六个人在等公交,大家排队上车,先扫健康码,车上有人用体温枪给大家量体温。



和平大道中间的绿化带有两颗泡桐花。我想起小时候会摘泡桐花当作气球来吹,把绽放的花瓣捏在一起,用嘴吹花的末端,把花吹爆,享受一种破坏感,嘴里还会留下花的香味。


我骑到了内沙湖公园,一眼望去湖边已经全是绿色,湖边的黄鸢尾已经开了,竟有点不适。有两个穿蓝色雨衣的人在湖边练嗓,其中一个人还戴着手套。


友谊国际家具广场前,有七个人排成一列,喊着拍子,在正步走,旁边一个人在给他们拍视频。我想起封城前,很多店经常会组织店员在店门口集体做操或跳舞,店家可能想要培养店员的集体认同感,可能想要吸引客人,总有人跳得很尴尬,跳得不情不愿,很多看的人一开始出于好奇围观一下,三三两两地议论、窃笑,后来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有个邮政储蓄的银行开了门,门口放了一个桌子堵着门,后面有个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登记信息,外面稀稀拉拉地放了几把椅子,有八九个人在排队办业务,有人坐着,有人站着。


有个便利店在恢复运营中,很多商品都没有上架。一些小店铺虽然开门营业了,但店铺门口会用自行车或电动车拦着入口,有人想买东西就隔着门问或指。便利店、烟酒店我都问了个遍,都没有报纸卖。后来得知,受到疫情影响,楚天都市报和武汉晚报这两个多月里没有出报。


一个如家酒店依然是隔离观察区域,共享单车被用来当作障碍物把酒店围了起来。



很多城中村的入口被蓝色围栏封起来,入口外搭着“民政救灾”或“中国红十字会”的临时帐篷,用来当作社区工作人员的办公点。


有的路都被蓝色围栏隔断了。蓝色围栏成为了武汉的标志物。


我11点59分回到小区,又被量了一次体温,体温是36.1℃。


4月1日

这几天我再次被疲惫袭击,也不太有食欲。白天勉强做一些工作,坚持写日记。到了晚上,我就觉得浑身无力,脑子都不转了。这几年,这种疲惫感时不时地出现,这大概跟“不可抗力”太多有关。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活动因为“不可抗力”取消,一些平台因为“不可抗力”而消失。我会愤怒和不满,可有时候无处发泄,想要逃避也无处可逃。


怀有社会理性的人大概都经历过类似的状态,因为我们生活在充满“不可抗力”的社会中。最近几年,身边很多人都得了抑郁症,他们的抑郁都有社会性的原因。没有人有灵丹妙药,有人和朋友互相倾诉,有人做心理咨询,有人通过运动缓解情绪,大家都在挣扎着前行。


昨天的晚餐是丝瓜炒肉加肉丸子。


过去一周都是阴天,早上久违的阳光出现了,下午又是阴天。


上午,桐桐(我之前写的是彤彤)家长在群里说:“405的嘟嘟小朋友,今天阳光明媚,要不要下楼玩呀,桐桐小朋友十点钟下楼等你哦。”405的住户回复到:“好啊”。


桐桐家长一会儿又在群里发信息:“嘟嘟小哥哥,我们下来了”,还说:“胖丁的家长,把胖丁搞下来玩,哈哈”。


在桐桐家长的召唤下大家纷纷下了楼。我看到这个对话,一股温暖涌上心头。在城市中,很多人住在一个小区,但并不认识,然而在封锁中有一些人竟逐渐认识并熟悉了起来。


我实在太累了,就没有出小区,内心斗争了一会,不想错过阳光,就下楼晒太阳。我靠着那堵姜黄色的墙,把自己摊开晒一晒,闭着眼,感受阳光的温度,享受片刻的幸福。


今天,有新的家长带小朋友在院子里玩,有个女孩在骑滑板车,有个男孩拉着妹妹在院子里跑步。



有个老人家在做运动,他换着脚踩蓝色围栏边上的台阶,踩上台阶的时候双手也往前推。


有一处蓝色围栏是在暴风雨后被修整的,有缝隙。有个人从蓝色围栏外递了几袋东西给墙内的人。


还有人骑着电动车在院子里转。


有个湖北的朋友跟我说她看了很多吃播,我想这也是一种补偿。她买了一些吃播里介绍的食物,也推荐给了我。我下单买了绵阳米粉,感觉一半食欲已经回来了。


今天,工地上的一片水泥地上漆上了黑色沥青。



3月31日

什么是正常?我们习惯于把多数人的行为来当作正常的标准,可多数人的行为并非就合理。然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都受到社会规则的约束和限制,比如女人要有“女人”的样子,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到了一定年龄要结婚生子。社会对“不正常”的接纳度很低,经常对“不正常”的人指指点点,借此维护“正常”。


让人们保持“正常”的一个功能是社会的稳定。对那些在疫情期间失去亲人的人,有一些人觉得领完骨灰自己找个地方哭最好,不然就会乱。本来,在亲人去世时办葬礼,当众哭再正常不过了,可是此时的正常却又被颠倒了,这是极端情况下被认定的“正常”。社会连他们的哀悼痛哭都承载不了,那我们的社会是多么的不正常。社会如此地不正常,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怎么做一个“正常人”呢?


昨天的晚餐是平菇炒肉加煎鸡蛋饼,煎鸡蛋饼的时候我翻饼翻得有点早,饼就裂开了。


晚饭后,我打开窗对着外面唱起了歌。我唱到了《女人之歌》。这首歌的曲子是《悲惨世界》的主题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北京的Bcome小组填了词。这是一首给人带来力量的歌,唱出女人共同遭受的不公,也唱出了女人的期盼和自信。我在低落的时候哼起这首歌就会受到鼓舞。


你是否和我一样,坚信这世界应平等,

这是首传唱自由和尊严的女人之歌,

你可愿和我一样,为权利抗争到老,

打破沉重的枷锁,找回女人的力量,

我想出门不害怕,想美丽不被骚扰,

请保护我别困住我,为何我失去自由,

快醒醒吧抓住他,犯错的人不是我,

我为自己而歌唱,不做你评判的对象,

我爱我独特模样,不论它是美丑或瘦胖,

我有闪光的梦想,我也有丰富的欲望,

面对怀疑和嘲笑,艰难中我成长。


社区志愿者昨晚在群里说:“各位好,今天我询问了门口的值守人员,现在凭健康码登记后就可以出去购买生活物品,药店也在慢慢放开,有需要的人可以自行购买”。


有人问:“你好!请问老年人也可以出去看病买东西吗?”


志愿者回复道:“你只要健康码是绿的就可以出去”,他又补充说,“凭绿码出去,限两个小时内。 一次一户一人,现在还不是所有超市都对个人开放,如果不是非买不可的,最好还是不要频繁出门,外面还是不安全,特别是老人和小孩。出门请做好防护,注意排队距离,尽量不去拥挤的地方,如果不是必要尽量等到4月8日。”


看到这个消息,我激动地眼里泛起了泪花。我在支付宝上申请了健康码,准备今天出门。

早上7点工地上就开始有声响,我就被吵醒了。机械声很近,听起来像是房间里有手机在震动。我在焦躁中又睡了一个多小时。


我中午11点35分出小区,门口的保安问我出门做什么,我说:“买东西”。他让我用微信扫一个二维码,原来是要看微信上的健康码,我的微信没有绑定手机号,就还没有在微信上申请健康码。保安用体温枪给我量了体温,让我登记了一下信息,包括房间号、体温、出门的事由和时间,叮嘱我说:“出门时间是两个小时”。


我只有两个小时,要在13点35分回来。我骑了一辆共享单车,在熟悉的街道上骑着,却有种陌生感,我像是乱入地球的外星人,兴奋而紧张。我急于想要再次亲眼看看这“外面的世界”。


地上的工人到了午饭的时间,他们从工地上走到附近他们住的临时房。临时房的院子门口多了一个临时的帐篷,他们都要先到帐篷里走一遍,应该是要量体温或消毒。


我骑到和平大道上,看到一颗樱花树,有点惊喜,就停下车来拍照。然后,我又赶忙骑着车继续往前走,良品铺子开了门。有个小区门口停着一辆面包车,车的后备箱是打开的,车上和地上都放着一些菜,有人陆续来领菜。小区斜对面的一家生鲜店“本地鲜”开着门,店门口有几个人在排队。我看到有个便利店开门,停下来进去买了一支牙膏。


我在路上还遇到了周先生,有点神奇。我停下来跟他打招呼,看他手里什么也没提,问他去哪了,他好像说去办事了,具体我没太听清楚。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出来转转,顺便买点东西。”他就建议说:“司门口的中百超市要大一些,东西比较多,前面的中百比较小。”我心想我也不是专门买东西的,但也没有解释,只是接了话:“这样啊”。


我没有特别的计划,但有一种慌张感,很多照片都拍糊了。中百超市门口有十几个人在排队,人与人之间依然保持着距离。药店也开着门,门口挂着一个横幅:重症(慢性)疾病定点药店已开通。路上有人提着菜,有人拎着奶茶。有个面馆应该是在做外卖,提升门大概升起了一米,有个买面的人蹲下来买。


很多路边的店都被蓝色围栏围起来。这些临街的店铺一般下面是店铺,上面几层有人住。这些楼房和城中村类似,一般都没有正规的小区和物业。现在一些超市外面的围栏被移开了。


我骑车骑到了江边,户部巷和江边的一些入口也被蓝色围栏围了起来。临江大道上有个卖电子产品的商铺开了门,有个坐轮椅的老人家从门前经过。有个女人骑着车,穿着透明雨衣,戴着防护面罩,还在用手机跟人视频,向网络另一端的人介绍路上的情况,她在武汉长江大桥下停了下来,指着不同方向继续介绍。


我路过一个叫“杨永兴黄陂三鲜”的店,买一些小吃,我买了10个炸的肉丸子,21元。

我骑车到江滩的入口,到江边走一走。江边的人比封小区前要多一些,有带着小孩玩的家长,有散步的情侣,有钓鱼的人。我找了一个石凳坐下来,拉下口罩,一口气吃了5个肉丸子,肉丸子一口咬下去还有肉汁,但也不腻,味道还不错。


前几天,有人问我:“解封后第一件事想做什么?”我说:“到江边走一走,喊一喊。”吃跑了,我走到江边,稍微犹豫了一会,然后对着江大喊:“啊……”。接着,有两个人也跟着叫,其中一个人还连叫了三声。看来大家都被困得太久了。我又喊了几声,有点神清气爽的感觉。

2个小时很快就到了。13点,我开始往家走,在小区旁边的小超市买了一箱酸奶,55元,13点22分回到小区。


下午,物业主任在群里发消息,说:“现有10元爱心菜,如需要请到办公室领购”。我犹豫着要不要下去买,因为很便宜,听到有人在楼道里讨论10元菜都有什么。有个买了菜上楼的女人碰到了彤彤的奶奶,彤彤的奶奶问她有什么菜,买了菜的女人说:“白菜、萝卜、莴苣”,彤彤的奶奶说:“那挺好的,没有包菜,我现在受不了包菜了”。我忍住没买,想到冰箱里还有3根胡萝卜,我就没有胃口了。


我家里的电饭煲用来转换功能的按键终于彻底坏了, 只有煮饭的功能了,但它煮饭会粘锅,这也是我经常煮粥的一个原因。我买了新的电饭煲,今天也到了。



3月30日

这场疫情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我现在也无法说清楚。这场灾难会在我们很多人身上都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我们会走在某条路上的时候想起它2020年的样子,我们会在吃到某种菜的时候记起封城这段时间天天吃它的无奈,我们会偶尔梦到此时的人和事。我对武汉这座城市依然不会有特殊的感情,但我会记得在这个地方经历了一场封锁,也无法忘记这段时间空荡荡的街道。


我依然会是一个女权行动者,因为女性还在遭受压迫。最近韩国N号房的曝光引发了人们对网络性剥削和性暴力的关注和讨论。国内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还处于相对隐蔽的状态。网络世界是现实父权社会的延伸,女性在网络世界依然被消费,遭受剥削和暴力。网络具有虚拟性,可遭受剥削和暴力的女性承受的痛苦是真实的。很多人已经行动了起来,去举报一些散布偷拍视频的网站。


昨天的晚餐是饺子加红烧肋排。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做肋排。我是一个简约派的做菜爱好者,大部分菜都是简单地炒。这几年开始挑战自己,邀请朋友来家里吃饭就让朋友点菜,借机学做新菜。幸好下厨房上有很多人分享做菜经验,可以让我有所借鉴。蒜蓉蚝油秋葵、红烧日本豆腐都是尝试做过的菜,蒜蓉蚝油秋葵可以在做酱汁的时候加上小米椒,会有一种清爽的辣。

今天是阴天。这几天温度都在十度以下,我不想再穿回厚衣服,就又开起了空调。


今天,我再次自己买了菜,买了一些好久没吃过的菜,像丝瓜、平菇、空心菜,还有我酷爱的小米椒。特地存下来的那颗小米椒已经成了干辣椒,今天终于拿它炒了菜,非常满足。

这几天武汉的外卖订单在增加。3月26日,奶茶订单3天增长近8倍。人们承受了太多的苦,一杯奶茶成为现在难得的甜。


工地上的工人已经有50多个人了。今天像是有领导视察,工人们整齐地排成4行站着,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像是文件的东西,前面有几个人在讲话。工人们敲敲打打、推推拉拉一天,又一片土地被砌上了水泥。


中午,小区里的泵房顶上有两个工人在做修补的工作。


有住户在群里请志愿者买药。有门路的女人还在卖东西,不过比较少卖蔬菜了,主要卖的是米面粮油和油盐酱醋,今天有人问她:“有没有老干妈?”她回复道:“有,两瓶25”。


路上多了一些拉着行李的人,不知这是他们的归途还是启程。



3月29日

最近几天我多次被问到:“武汉封城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变化?”我没有一个简单绝对的答案。封城后,人们自觉地和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很多人不再出门,但也有人带着恐惧和担忧做志愿者,为需要的人送物资。一些在外的湖北人被拒绝住酒店,但也有人主动为湖北人提供住处。有的城市拒绝复工的湖北人进入,但也有城市欢迎复工的湖北人。


温州市人社部门制定多项措施保障湖北人复工。湖北籍员工享受异地员工自行返温路费补贴,人社局为湖北籍员工设置了2亿元的补助,鼓励企业为湖北籍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昨天的晚餐是青椒炒肉加稀饭。


晚上一个经常劝大家不要出门的住户发了一个图片,是另外一个群的截图,有人说:“昨天有人出门坐了公交,两次刷码,回家进小区刷码变成了黄码(14天内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可能存在密切接触,如搭乘同一公共交通工具等情况),小区不让回了,直接隔离,全自费,出门的居民慎行,能不能别出门!”


有住户问:“是不是真的呀?”

发图片的住户说:“不管真假,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以免自找麻烦。”

这个人完全不去核对信息的真假就信以为真,并以此为依据自己决定不出门,还拿来劝别人。很多人就这样把自己的恐慌和焦虑传递出去。

今天是个阴雨天。


第一次和弦子一起做分享,她从在Metoo发声后开始关注并参与社会行动,如今在疫情中和几十个人联合起来,她通过网络链接社会资源,为湖北的医院捐献医疗物资。后来,她们看到贫困地区小朋友上网课遇到困难,就又开始为小朋友捐赠设备。这几年她已经蜕变成了一个行动者。


我也是从一开始的懵懵懂懂到现在相对得心应手。当我们开始关注并深入了解社会议题后会发现可做的事情如此之多,就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切入点。行动者容易“越陷越深”,因为社会行动一直是进行时,总有人在行动,总有事情需要做,因为我们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也因为我们从行动中获取了力量。


早上我收到了朋友寄的油渣。

取快递的时候在下雨,放戏曲的男人打着伞在院子里散步。


我之前团购的肉有肥肉,我不喜欢吃肥肉,就把肥肉用来熬油,油渣没有那么油,脆脆的,很好吃。第一次吃专门制做的油渣,是瘦肉带一点肥肉一起炸的,还加了一些香料,更香更脆。


中午,有住户艾特物业主任,“请问,现在可以出小区,去超市买东西吗?”

物业主任回答说:“你如果有健康码和复工证明就可以出小区。”

有人问:“请问现在住汉口,可以回小区吗?”

物业主任说:“只要有健康码,可以。”

两个住户都表示感谢。


3月28日

最近有一些新的朋友加我,称呼我的时候都加上“老师”,我略有尴尬。这些年“老师”特别泛滥,理发店都有Tony老师。倒不是说理发店就不能有老师,而是如果大家叫老师是鉴于“三人行必有我师”那倒还好,可是,现实未必如此。


我想起高中有个语文老师说他上小学的女儿语文作业出现了差错,他就向女儿指了出来,他女儿说老师就是那么教的,完全无视她爸爸也是个语文老师。很多时候“老师”意味着一种权威,这种权威容易形成一种等级链。我们会渐渐习惯于只是听权威讲话,而难以和权威对话。当我们并不认同权威的时候,也会小心谨慎地发言,以免失礼,甚至被排斥在小圈子之外。久而久之,我们的思考就会陷入停滞。这是我们应该警惕和反思的。


昨天的晚餐是蒸饺加土豆炖排骨。


今天是阴冷的一天,我一整天都没有开窗。下午太阳出来晃了一下,白云在淡蓝的天空上飘动。


武汉的地铁在停运了两个多月后,今天重新开始运营了。我的小区对面就是地铁口,不过少有人出入。


小区群里有人问“请问我能出去买东西吗?”

社区志愿者回复说:“不知道,只能问门口的。”

还是有人继续问:“可以出小区吗?”

不过,不再有回应。


我和大家一样都在期盼着出小区。下午,我买的大麦茶到了。取快递的时候,我问了一下保安什么时候可以出去,他让我问网格员。他给我指了指小区墙上的公示牌,有一个上面有网格员的电话。


我打电话给网格员,她说,无疫情社区的居民每天可以凭绿码(健康码)去超市买东西,一次出门的时间为两个小时。可是,现在有很多超市依然不对个人开放。我们社区是无疫情社区,离我们最近的对个人开放的超市所在的社区不是无疫情社区。而且,现在超市严格控制进入的人数,一次只能进5个人,要排很久的队。所以,网格员建议现在还是不要出小区。



我今天终于厌烦了胡萝卜。可惜我家里还有几根胡萝卜,我还是得把它们吃完。不过,胡萝卜正式成为第一种我未来一段时间不想再吃的食物


3月25日 一线医护人员的补助究竟该给谁?给多少?这似乎成了一个难解之题。又有一个医院发放补贴的方式引来了关注。3月3日,山东济宁市兖州区铁路医院发布了《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名单》,其中一类一档有139人,每人每天补助300元,一类二档有56人,每人每天补助200元。结果有三位业务干部在两档里重复出现。有医护人员提出了质疑,原来这三位业务干部并不带头进隔离区,领补助的时候却是全勤且领双份。医护人员提了意见,结果该医院调整了名单,新的名单里只有19人,那几个业务干部倒是不在名单里了,不过医院将一线人员的标准定为只有直接接触确诊病例的人。

医院发放补贴的名单受到质疑,医院的领导恨透了这些指出问题的人,于是就采用了“我拿不到补贴,你也别想拿到”的报复心态来制定新的标准。这些医护人员在一线工作的时候不会料想到如今的处境吧。

面对不公,有人提出不满时,他们却常常受到惩罚。掌握权力的人总是不习惯去解决问题,而是把指出问题的人当作问题处理。为不公发声的人是勇者,应该受到赞扬,惩罚发声者不能掩盖问题的存在。疫情带来的次生灾难有很多,还有很多人受到不公的对待。他们的声音应该被听到,而不是被压制。他们如果还在承受不公,疫情就没有真正结束。

昨天的晚餐是红烧鸡翅根加稀饭。

晚上八点多,外面的马路上竟然有人在走,路上的人边走边唱,他更像是在用自己的节奏在喊着“啊”“哦”,还有人同样用无内容的节奏回应他。

今天早上是阴天,十一点多下起了雨,下午天又放晴了。外面工地上的工人更多了一些,今天有二三十个人。

大概一周前,我右边口腔内部出现溃疡,我想着等几天让它自愈,没想到这两天左边也开始有溃疡。昨晚就在叮当快药下单买了冰硼散。早上十点左右,我下楼取药。

小区门外有人拿着一种草在分发,大家把它当作珍贵物品对待。我羡慕那些在外面的人,就问门口的社区工作人员:“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呀?”他说:“现在有复工证明才能出,现在主要是为了复工。”

前两天没有下楼,今天我就在院子里散会儿步。那个放戏曲的男人今天没有戴口罩,他手里拿着一瓶小酒,时不时地喝一口。从他身边走过,就闻到一股很大的酒味。我不是很懂戏曲,但他放的戏曲听起来有点凄凉。

我路过物业办公室的时候,看到一个女人也拿着被人当作珍贵物品的草,我就问她这是什么草,她说:“这是地菜花,用来煮鸡蛋的。”我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习俗吗?”她回答说:“明天是三月三”,好像大家都知道三月三要吃地菜花煮鸡蛋。

我查了一下,地菜花就是荠菜,我倒是吃过荠菜猪肉馅的饺子。农历三月份的地菜花已经长老了,不适合直接吃,人们就用它来煮鸡蛋。所有的风俗习惯都会一个民间传说,据说华佗在湖北沔阳用地菜花煮鸡蛋治好了一个老人头痛发晕的毛病。像很多地区风俗起源一样,这个起源也不知真假,很多人也未必知道这个起源,只是坚持着一种习俗。

在这特殊的时期,人们也还继续坚持着习俗,我不由得有些感动。

突然,有个遛狗的女人和清洁工吵起来了,听起来大概跟狗到处拉屎有关。她们吵了一会儿,女人大喊着狗的名字就上楼了。

环卫工还是每天来小区里消毒,今天他们的防护服是新的,看来武汉的物资应该不紧缺了。清洁工跟开车的环卫工聊了起来,说:“你们挺辛苦的。”环卫工说:“是呀,有个人爬楼爬不上去,都得用上手。”他边说边用自己的手比划着。清洁工叹息道:“说句不中听的话,你们属于贱命”,环卫工没有任何反驳,我想他也是认同的。没有人应该是贱命,可是社会就是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不知道是否有人从阶级的视角对防控措施和这次疫情中逝去的人群进行分析。病毒本身没有歧视,可是社会存在歧视,歧视会通过防控措施的制定和执行影响病毒的传播,以及感染患者的就医。

昨天的晚餐是莴笋炒肉加稀饭。 晚上八点多,楼下有人在聊天、玩耍,我往楼下看,从声音辨认出应该是彤彤一家人、周先生和皮皮(狗)的主人。时不时地传来呼喊声:“皮皮”“彤彤”。 我想起小时候在外婆家生活的日子。那个时候我外婆的村子还没通电,夏天大家都赶在天黑前吃完饭,有的人家门前会放很多石凳,大人就会都来这家门口坐着,小孩则到处跑着玩。那个时候农村也没有新闻,大家聚在一起聊的都是家长里短。等到了该睡觉的时间,大人就喊上自家的小孩回家。 现在我们倒是有新闻,可是新闻都是集中于新冠肺炎。我们身处其中,无法不关注疫情相关的新闻,又会感到厌倦。 有住户在群里发了几张樱花图,地上铺满了樱花瓣。大家纷纷感慨了起来。 “此情此景将来不会再有,绝版!滿街空寂,静静开放,默默漂落,似樱花泪。” “黛玉葬花” “珞珈樱花滿枝桠, 似蝶似雪飘洒洒, 花仙共舞人罕至, 春色滿园亮珞珈。” 今天是个阴天。 八点多,旁边的工地就开始施工了。工地上干活的工人也就十来个。 中午,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了通告,4月8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离汉人员凭湖北健康码“绿码”安全有序流动。这算是一个好消息。 有人问我会不会离开武汉。短期内没有特别的理由我不会离开。我已经对此类消息变得无感了。我不再每天一醒来就去看最新的疫情信息了。解封不代表这次疫情的结束,可能还是会有人不敢出门,很多后遗症也都需要面对。我现在都很难想象大家都不戴口罩出门的场景。 去年在广州跟一群热爱运动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女子登山队,前些日子大家在讨论五一去四姑娘山徒步。那个时候我说好想去。今天,她们倒是高兴地说:“郭晶可以出来啦!!”我好像没啥信心,说:“哎呀,不知道到时候会咋样呢。”有人说:“还是可以期待一下!”有人说:“到时候就重获自由了!”我收到了一些鼓励,说:“好吧,我期待一下!”

3月23日 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自媒体的产生。自媒体打破了言论场的权力关系,每个人都可以开通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等,进行公共表达。这次疫情中也涌现了很多个体记录者,很多普通的武汉人用文字、视频记录自己的封城日记。普通个体的封城日记是对宏大叙事的补充,是多元声音的表达,这些记录也让外界对武汉人的生活有更真切的了解。 当然,这个权力关系并没有完全被颠覆。流量、名气在自媒体时代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出版了《武汉封城日记》,不知为何有人发的一张截图里的介绍语里写着“作家方方(郭晶),可是书的封面是明明写的是“郭晶”,就这样有人误会《武汉封城日记》是方方的日记。当有人知道日记作者是我这样一个无名者的时候,就说:“居然借方方老师的日记蹭热度蹭到这种级别,真是醉了”。还有人说:“我也试着写过封城日记,没方方写得好,所以不写了。”写作不是谁专属的权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发声和表达,表达是可以通过练习有所提升的。 人们的表达总是受到各种限制。这几年微博上的人身攻击特别常见,理性的辩论越来越少,很多人退出了微博。我本来就不常用微博,慢慢地也发得更少了。年初,一个朋友说我们的退出是让出了舆论空间,我们不能被劣币驱逐。于是,我今年又开始慢慢用起来微博,不放弃微博这个舆论场。我们任何人在微博的发言,对自己支持的微博的转发、评论、点赞都很重要,这是一种互相鼓励,一起坚持发声。 昨天的晚餐是包菜炒肉加蒸饺。 昨晚有人在小区群里说:“周三烟到货,有要的请联系159***预定”,有五六个人开始提问和预定。 “怎么取烟,怎么付款?” “先口头预定,到货给钱”

“白盒红金龙如果有给我3条,行吗?” “蓝楼1条有吗?” “黄鹤楼(软蓝)多少钱呀?” “红盒黄鹤楼要一条。” 今天是个晴天,阳光不错。彤彤一家人跟我住一层,十点多我听到了他们在楼道里走过的声音。 昨天物业预定的鸡蛋到了,鸡蛋16元/30个,比上次定的便宜了4元。 社区的志愿者今天在小区群里组织团购米,还指出对米的种类等有要求可以写在备注里面。有人要“国宝桥米(20斤)一袋或者香满园东北五常香米(20斤)一袋都行”。有人则说:“我要一袋蒸饭吃不粘的米(10到20斤的都行)”。志愿者是个男的,也不知平常是否做饭,他无奈地问:“蒸饭吃不粘的米大概是什么种类?”这个住户说:“你认为购买方便,啥品种都行。”志愿者只得回复了“好的”。 有人问物业主任:“请问现在被封在外上班的人员可以回小区了吧?” 物业主任回复道:“请你问问社区。”

工地开工了,机器的嘈杂声一下子就遮盖了其它的声音,楼下有人嬉闹的声音,鸟叫、狗吠的声音就被遮盖了。 我今天没有下楼,在房间里工作、写日记。前几天有个被领导性骚扰的女性打074热线来咨询,她把自己的经历发了朋友圈,结果有几个女同事说她们也曾被这个领导性骚扰。她们联合起来向公司投诉,要求公司调查处理。今天,这名咨询者告诉我,公司调查后决定开除骚扰者,并在内部发了公告。真是个难得的好消息。 今天似乎回到了封城前的生活,可是我心里又知道无法回到过去。我们有时候想回到过去是怀念曾经某个时刻的美好,或者想要逃避现在的痛苦。其实,我内心一直抗拒去适应现在的生活,人为了适应变态的生存环境必然要做出一些妥协。我不想做太多的妥协,更害怕妥协成为习惯,想要坚守那些我珍视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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