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時代下的女工

大時代下的女工」線上研討會 | 實錄精華

Women workers' righ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分享人:

駱紅梅,番禺向陽花女工服務中心創辦人,曾為一線女工,擅長《勞動合同法》、女工賦權及勞資集體協商


點評人:

王子艷,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傳媒系博士研究生,著有論文《中國流動工人的文化實踐:意識形態、集體認同與抗爭》


導言:

2020年4月30日下午,香港大學法律學院中國法中心平等權項目組舉辦了「大時代下的女工」線上分享會。曾為一線女工,如今站在女工維權前線的嘉賓駱紅梅與學者王子艷一起,從文化理論和維權實踐兩個維度探討了當前中國女性工人群體在城市生活中的煩惱與挑戰,以及零工經濟轉型下的未來走向。



第一部分:嘉賓駱紅梅分享



60年代女工張姐案例 — 誰在意她們的養老問題?

張姐小學三年級就輟學了,1984年結婚,1986年生了一個孩子,1988年前往廣東打工。從工地輾轉到電子廠,一做就是十五年。1997年,50歲的她因未繳納社保無法領取退休金。2013年離職時,她僅帶走一條項鍊作為工作十五年的服務費。年過五十退休的她在廣州既沒有醫保,也沒有養老保險。根據當年「勞動法」規定,退休不足一年可以要求工廠補繳社保。所以她就有了這張圖片,就是她抱著她的孫子,去要求工廠給她補繳社保,她要社保,她要養老。這個問題,其實到現在也依然沒有解決,第一代出來打工的,因之前沒有交社保遲遲無法退休。

(圖片來源:嘉賓分享)



糟糕的就業環境


工傷維權困境

工傷的定義為在工作時間,因工作原因受的傷、病。工傷維權的過程漫長,有時可達三、四年。協商或者是憑傷之後就協商是比較快的情形,但也需走完受傷、治療,到工傷認定,到勞動能力鑒定的程序。如果與公司協商不成,或將面臨仲裁,一審,二審。有些到二審了之判決之後,公司也不一定馬上執行,還有六個月的等待期。在這六個月內,不執行也不會繳納滯留金。

另一個困難在於,「勞動合同法」、「工傷保險條例」、「勞動仲裁」等等,這些法律之下的處理程序很繁雜,如果沒有專業支持,工人很難自行應對。即便最終獲得賠償,工人的再就業率也比較低,工人除了有身體上的康復治療之外,其實精神上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考慮之後的發展,工人會面臨諸多壓力,女工尤其如此。女工通常傳統會認為是一個對家庭,對親人是一個照顧者的角色,當她成為工傷之後,可能會被家人認為是包袱、負擔。在找對象的方面,她們幾乎沒有自己的選擇餘地。


工作環境性騷擾

對於電子廠來說,訂單較多的時候通常是12-16小時兩班倒。工作環境中有諸多職業安全問題,比如性騷擾,還有粉塵、噪音、視力傷害、身體的傷害,高溫、站立工作等等。製造業的工作內容簡單枯燥,那麼長時間呆在裡面是很難受的。流水線上噪聲大,所以大家的情緒會暴躁,管理也比較粗暴。想要離崗還需等候配額,同一條流水線上,不能同時有多少個人離開崗位。請假的制度也是很嚴格的,另外就是職業晉升的空間,性別歧視、結婚生育等等這些,應該都是很常見。


性騷擾是諸多職業安全問題中的重點。在我們調研結果顯示,上班期間發生的騷擾有38.1%,下班後佔44%。以珠寶廠為例,因為車間生產的產品貴重,員工出入車間需要過安檢門,身上有金屬物就會警報。有些女性內衣上附有金屬,也會被值班的人調侃。


在應對性騷擾上,女工面臨著兩大困難。第一在於認知。性騷擾的概念在很多人心中都不明晰。我們在做調研的時候,第一題問有沒有遭遇性騷擾,大家選的是沒有,但涉及後面的選項,比如有沒有吹口哨,被盯著胸部和屁股看,收到黃色笑話,很多人都選擇了「有」。 第二在於應對。女工的應對方式非常受限,可以選擇報警或向婦聯投訴,但他們的信息匱乏,對政策法規資訊獲取困難。在工廠裡,無痛人流的廣告最多,政策法規的宣傳很少。對於手機互聯網上上的資訊她們也鮮有辨識能力。


社區參與匱乏-不被看見的需求

因為女工工作時間長,加之要承擔家務的勞動,很少有機會去參與社區的一些公共的活動。我們之前舉辦過一個觀展活動,參與者有18個人左右,裡面有9成的人在廣州都沒有坐過地鐵。她們在廣州生活了數年,卻從未乘過地鐵,問她們去的最遠的就是在市橋的一個醫院。有些務工者把孩子帶到城市,女性留在家裡為了照顧孩子就得依靠丈夫的收入。沒有額外收入就很難有自主發展。業區裡面少有公共空間可供使用,唯有網吧,溜冰場,這些都需要收費且不適宜大齡女性。另外就是卡拉OK,在工業區裡面有很便宜,投幣就可以唱的,基本就僅此而已。




(圖片來源:嘉賓分享)


「面對這一切,她們在做什麼?」


維權篇

面對以上的挑戰,女工群體其實也沒有外界想象中的那麼被動。除了忍耐,她們亦有一些自發的維權嘗試。例如之前提到的補繳社保的問題。對於第一代城市務工人來說,社保缺失現象非常普遍,而社保年限又與入學入戶綁定,致使第一代出來的,現今50歲左右的工人們主動提出補繳社保的迫切訴求。在我們調查的這個案例中,一周內有1500多人聯署,要求工廠給他們補繳社保,這1500多人因為在不同的車間,不同的分工廠,她們會自行開會協調,討論整理出來訴求。接著他們會自己分工選舉代表,希望跟工廠展開對話,也會求助工會來搭建平台。工人們還擅用社交媒體,比如說火山、西瓜、全名K歌、QQ、微信,微博、美篇這些平台上面就可以有文字圖片,配上字幕,爭取更多人的支持。有必要時,他們也會去訴訟,過程中面臨諸多挑戰,比如說不會寫勞動仲裁申請書,也不會填相關的材料或者是證據清單。工會的法律援助是一個解決方案,現在工會每個鎮街都有,申請門檻也不高。


社區篇

社區組織的力量亦不可小覷。在我們的調查案例中,有一些早年出來,在工廠發展較好的女性通過社區組織為後來者提供援助。例如我們瞭解的一個從普通工人晉升到技術骨幹的女性,在工廠中漸漸樹立威信,作為工人代表與資方進行談判。類似的案例近年屢見不鮮。在以社區為基礎的維權活動中,女工不僅為自己爭取了切實的經濟保障,也獲得了自我認同和集體性友誼。



(圖片來源:女工權益公眾號)



「疫情下的零工經濟及更多長期挑戰」


疫情時代下的承重者

在全球新冠疫情的環境下,國際勞工組織發表報告宣稱全球有38%的勞動力處於嚴重減產,高替代風險的地區當中,其中最主要受影響的領域包含零售業、旅宿業、食品服務業以及製造業,這些行業大都以女性工人為主。對於女工來說,沒有工作,沒有社會保障,就退回家庭。另外如果此時不幸發生家暴,更沒有辦法離開家庭,特別是社區封閉管理的時候,也不能離開自己原來居住的環境,可以想象是怎麼樣的境遇。另外其實從二月到現在,一直都有各種復工的政策推出來,這些政策中存在男女考量失衡的問題。要大力扶持發展的行業和領域,能吸納的就業是以男性為主,比如說基礎建設,交通運輸。另外,有一些平日對孕婦裁員有所顧忌的雇主,現在因為有政策,比如復工的認證裡面有上三休二輪、休或者是調崗等等,企業就會抓住機會把這個用到極致,辭退孕婦員工。很多真正在做零工的女工,她不一定懂所謂的疫情下的零工經濟這種詞,但是他們受實實在在的影響特別大,比如東莞和深圳有很多小作坊,就直接沒有開門的。因為他們很多的以前是外貿出口,但是會有一些工序會發給他們拿回家做,小作坊小手工拿回家做,或者外包的那種,現在他們沒有的做或者是壓得更低的價格,因為很多人等著做。


經濟下行壓力使得很多工廠倒閉。東莞曾經五萬人的鞋廠現在是人去樓空,變成荒草地了。很多民工轉去小作坊做零散工單價很低。如果好做一天能做個五、六十塊,如果不好做,可能一天只能做個三、四十塊,而且耗時長。這樣低的價格是不符合勞動法的。



(圖片來源:騰訊網「疫情衝擊下的零工女工」)


製造業智能化的長期挑戰-新一代女工困境

更多長期挑戰製造業的轉移使民工的就業環境更加嚴峻。從2013年開始,2013年是有政策的,要疏導這些高密度,附加值低,產業要外遷,有些遷到三、四線的城市,有些是遷到東南亞、菲律賓、越南這些地方去。珠三角很多製造業的工人轉去做服務業或者做零售,比如清潔工,洗碗工等等。她們的待遇根本不穩定,沒有保障。人工智能也是製造業一大趨勢。2013年用機器人的密度是從二十幾台,應該是從每萬人25台,到2018年變成了97台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機器人自動化專業常備的拉動,還有政府的補貼等等都刺激了工廠生產的自動化。現在的零零後一代,他們出來不想進工廠,特別注重個人自由。會去銷售、服務業,還有中介、美容、美髮、微商、淘寶,我們之前應該可以看到的微商火了一陣子,但是真正對他們的收並沒有顯著的改善。做銷售和做中介的收入是很不穩定的,因為沒有基本工資,主要靠業績,所以他們的淘汰和變動特別大。年輕的一代還面臨著消費水平提高的問題。各種消費貸變得更容易,其實都會刺激人的消費。



第二部分: 王子艷點評


女工困境背後的結構性因素

中國的流動女工的困境是必須要放在階級、性別和城鄉差異這三個維度之中去探討的。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60年代,還是80年代的女工們,其實都同時面臨著作為工人、作為女性、作為城鄉移民所帶來的挑戰和困難。他們的困境是這三種結構性的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產物。這個壓迫的來源其實是多元的,也正是因為如此,想要走出這種困境的嘗試,同樣也是需要被置於性別不平等、階級壓迫和城鄉差異的這種焦急中,去考慮和討論的。包括像維權的過程中,女工所面臨的特有的性別壓迫。紅梅剛才談到的在工傷賠償中存在的這種,對女性工傷者的基於性別的歧視、矮化或者說是剝奪,包括對賠償金的使用的安排,還有在維權過程中的性別刻板印象,把女工建構成無力的受害者這樣子的一種傾向。另外紅梅談分享的張姐的例子,作為工人,她在參與到要求工廠補繳養老保險的,主張自己權利的這種抗爭中的同時,她也需要承擔女性作為傳統的家庭照顧者,這樣子一個性別者的工作。所以我們看到那張照片,她在這個時候還需要照顧她的孫子,帶著她的孫子去主張自己的合法權利。事實上這樣的困境在女工參與積極性還有比較常見的,有傳統的這種性別分工的,女性承擔了更多社會再生產的勞動,包括像照顧子女、看護家人、洗衣做飯等等的家務勞動。


(圖片來源:澎湃網)



女工的能動性發展—阻礙與突破

當女性想要投入到、參與到維權或者其他的社會活動中的時候,可能就會因此而面臨更多的來自家庭內部的壓力或者是矛盾。國家統計局在2018年的時候有一個調查,中國女性無酬勞動,包括家務、照顧子女等等,每日平均大概花費的時間是3小時48分鐘,接近4個小時,而男性大概就是一個半小時。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非常大的差異。這就讓女工在每天非常繁重的工作之後,更難有時間、有機會參與到社會活動中去,所以女工的賦權不僅要考慮生產領域的困境和活動,同時也要考慮到再生產領域的性別困境,需要我們更多地去關注。就像紅梅剛剛談到的,我自己和紅梅之前,在2014年的時候有去參加過女工的家訪。女工其實是非常有力量,有能動性的,而不是一些無力的受害者,或者是一些單純等待幫助的人,只不過是因為她們由於各種各樣的結構性影響,沒有得到足夠的資源去發聲,沒有得到足夠的機會去更多的釋放她們的能動性。當然紅梅也提到現在傳播技術的發展和普及,比如說手機和上網也增加了一些渠道和機會,所以女工參與社會活動和實踐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參加社會活動對於女工們而言,也同樣是一個重新認識自我,自我成長的過程。就像紅梅剛才原引的女工很多就是自我的感受。我們在女工的家訪之中,也聽到很多類似的概念,參與、行動和講述,這都是一個自我賦權的過程,包括與姐妹們,與工友們分享自己遇到的困難。討論、交流和互助,它都是一種個體去打破這種孤立無援的狀況,去通過集體得到力量的方式,這是很重要的。另外一個,我們確實要看到在工作和家務這種雙重負擔的情況下,確實是阻礙了他們能動性的發揮。我覺得我能想到的特別寶貴的實踐的兩個例子,一個是家訪,一個是打工媽媽互助。家訪這種形式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真正地去瞭解女工真實的處境、感受的機會,她們面臨工作的困境,參加社會活動以及家務帶來的張力。另外一個,女工的困境她是個體的,她同時也是這個群體所共同面對的。所以在家訪中我們所瞭解到的女工的故事,也在參加集體行動之外,提供了另外一種互相看見的機會。




(圖片來源:明周文化「新一代女工身份認同」)


讓女工的聲音被更多人聽見

這種發聲和看見,它不僅僅是女工內部的,她們的困境、需求和行動,同時也需要被更廣的人群看見和關注。比如性別不平等的很多問題,在更廣泛的,包括城市女性群體中也是存在的,就像勞動力市場也不是性別盲目的,就業中的歧視,傳統性別的分工與角色,包括性騷擾的問題都是共存的。比如剛才紅梅也提到了「Metoo」的運動,這種互相之間的看見,是否也可能會帶來更多相互支持的潛能呢?當然在城鄉體制隔離的這種背景之下,包括階級的差異,城鄉流動的女工,她確實是不僅要經歷與城市女性勞動者相似的性別不平等的遭遇,同時肯定還要面臨因城鄉體制帶來的這種獨特的困境。比如說戶籍帶來的各種城市勞動者的福利和保障的缺失等等,她們處於一種更加不利的處境之中。


新冠疫情之下的女性勞動者,紅梅談到了疫情對產業造成的衝擊,尤其是女性為主要從業者的,像零售、服務這些產業的現狀給女工帶來的影響,收入的減少、社會保障的減少、就業歧視、家庭暴力,這些問題都因為疫情而更加的凸顯了出來。包括紅梅說到的復工政策中存在的性別差異,另外一個與疫情相關的性別困境,也不僅存在於失業和復工的支持之中,它也同樣廣泛的存在於疫情中,工作著的女性勞動者們。比如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在全球範圍內,女性在健康和衛生相關行業的從業佔比是達到了七成,現在在疫情的當下,大家都面臨著疫情挑戰的時候,他們的工作時間肯定是大幅度的延長了,比如說醫生、護士、護工,還有醫院的清潔工等等。但是他們因為傳統的性別角色對妻職和對母職的這種要求,可能還同時承擔著家庭內部的照顧工作,比如孩子、老人等等,使得女性的勞動者原本就一直面臨著的工作和家庭的雙重的負擔和衝突,在疫情中更加加劇了。這種突然的加劇,對於女工和更廣泛意義上的女性勞動者的影響,包括心理的、情感的、身體的、或者經濟的影響,也都需要我們所有人去尋找更多不同的出路。



第三部分: 問答環節Q&A


提問1:外地民工下一代教育的處境怎樣?

紅梅:以廣州為例。非廣州戶口的話,想要在這裡上學,可以有幾個辦法。一個是積分:衡量標準有社保的年限繳費,還有你的居住證的年限,還有你的稅或者是你的學歷,或者是你有房產,或者是你有參加了多少小時的志願服務等等這些都可以加分。積分夠高,你能在這裡讀書的可能性就會越大,你的積分越低可能性就會越少。如果是你積分不符合這個條件,另外一個辦法就是入戶,應該零幾年的時候在廣州買房,就會有戶口,現在已經不適用了。有了戶籍就能在這裡讀書,所以這個很好理解。社保它現在,比如說在廣州買房,還得有廣州5年的社保,如果你沒有別的學歷的話,如果你是本科,社保的要求又會少一些。


以上這些條件讀公立學校都需要。而且公立學校老師師資也比較穩定,會比別的民工打工子弟學校讓大家更放心、更信賴一些,如果這個也不行,那就是私立的學校。但私立的學校也分兩種,有一種是貴族學校,寄宿的,可能一年的費用是十幾二十萬,這種普通打工的話肯定是承受不了,就只能去讀民辦的、打工子弟的學校,可能面臨師資流動性大的問題。


子艷東莞也好,深圳也好,它的流動人口就是隨遷子女的人數和它現在有的學位是遠遠不夠的,差很多。但是它還是有在做一些改變,積分這個政策是2009年左右出來的,其實現在它也實行這麼久,有很多人會有一些準備,因為它當時剛剛推出來的時候會更難,當時其實是很尷尬的。積分入學政策推出來放,而是讓更多的人沒有辦法入學,因為你突然推出來,那時候大家沒有準備,很多東西都沒有,比如說居住證的連續性、社保的連續性,現在已經實行這麼久,大家就會注意,會去積累這些證件。戶籍改革的話,現在我沒有特別關注這個會怎麼改,不知道。特別擔心的一個就是改了之後,因為現在是從農村遷出來會容易,但是你想再回去很難,大家知道的。就是你能遷出來,但是你再想遷回去很難了,那你遷出來之後,你的土地、你的什麼就沒有了,也不會再有人會接收你了。所以也有很多人在猶豫,因為現在如果要上學、要入戶,你就得放棄你的農村的戶口,然後遷到城市,那也會有人會糾結這個。所以我現在也沒有辦法對它做一個評價,還有待觀察。



提問2 : 復工政策中存在哪些性別問題,以及復工時期對女工有何差別待遇?

子艷疫情對一些女性帶來了勞動量增大和勞動防護、安全防護這方面的風險增加的情況。大家想想看,除了剛才提到的醫務人員以外,我們可能還有很多清潔工、環衛工,還有一些零售商店。比如說藥店,他們還是要保持開放,還有一些賣菜的等等,這些人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的工作時間加長,勞動防護條件可能不足。我們現在疫情,比如說發病,生病我們頂多是對年齡上,有受感染的、重症的,還有甚至死亡的這樣的一些分年齡的統計,但是我們還沒有更多的分年齡、分性別,甚至分一些階層或者是職業的統計,這樣我們就無法完全知曉女性民工在疫情發病率上有沒有受到不成比例的影響。


提問3 : 談到在80後、90後和00後女工,在家庭和親密關係當中,她們有什麼不同?她們的地位、表現或者是討價還價、議價的能力,還有在家務分工,完成家務方面有些什麼不同?女性有可能減輕做妻子和做母親的這兩種職務的負擔嗎?

紅梅:這個無法一並而論。我自己周邊的是80,1984、1985、1986這種比較居多。因為有二胎的政策,女性如果選擇二胎,她其實要付出很多的時間精力,犧牲自己的工作。但我身邊的很多80後的很少有這個想法,反而90後和70後,80初的這種生二胎比較多。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我並沒有覺得母親的負擔有任何的減輕。為小孩上學操心的事情上面,都是媽媽在操心。你去看那些政策的講習,和要去為了弄一個積分,去參加學習和考試的那些班裡面,85%都是媽媽去參加各種的培訓班,然後為了考一個證,為了加分,操心小孩上學的事情。為什麼會這樣子?很多男的就會覺得小孩在這裡上不了,在老家上就好了。好像他不覺得跟小孩分開是多大的一個事情嗎?我不知道,但是媽媽會覺得如果跟小孩分開,對自己來講是很大的精神的壓力,不希望分開,所以她會去做這個努力。


提問4 : 女性勞工面臨的困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階級問題?工會在其中起著什麼作用?

子艷我覺得可以從幾個層面上來看,第一個可能是個人層面上的,個人能夠做一些什麼,作為女工,就像紅梅說的,每一個人都是有自己的自主性和能動性的,其實就是我們認識到這一點也很重要,但是每個人都是活在自己的環境之中,每個人的資源、機會,得到的各種方面的保障,都是有自己的限度的。那麼可能有一些客觀上的弱勢的地位是無法跨越的,我也看到有評論指出了這一點,確實是這樣的,沒有錯。但是你在不停的去分享,包括像剛才說到的女工之間的互相的分享,包括還有很多其他的可能社會角色、學者、媒體、勞工組織或者工會、婦聯等等。 其實也是可以獲得更多的資源的,包括認識上的、法律上的、很多知識性的、健康的、「婚姻法」的,各方面的資源其實也是可以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