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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MeToo运动与高校管控 (2019.05)


黄雪琴


近日,京东创始人、CEO刘强东性侵丑闻再起波澜,女方在美国对刘强东提起民事诉讼,同时,将京东列入共同被告,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这让笔者想到去年中国的#Me Too运动。即便有媒体管控,中国#MeToo仍从高校进入公益界、媒体界,甚至烧到了寺庙和政府。仅在校园里,2018年就有23所高校爆出性骚扰事件,还付出两条人命(庆阳的李奕奕与武汉理工的陶崇园都在遭受性骚扰后跳楼自杀),引得94家高校的8000多学子联署要求出台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


然而,一年过去了,高校反性骚扰仍举步维艰。那些被指控性骚扰的教授们低调活跃在不同的场景里。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停止了教职的陈小武还出现在国家项目的名单里,被广州中山大学停止任教资格的张鹏也继续在实验室里进出,谭姓教授则调去云南的高校继续执教,还有涉事教师出动律师威胁起诉名誉侵权。


这边厢毫发无伤,那边厢——受害者则承受着各种责难和高压管控:“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根深蒂固的荡妇羞耻以及学校到当地警方对学子维权行动的各种打压。北大沈阳案子中,要求信息公开的岳昕被深夜叫醒带回家中;举报杭州文澜校长任继长性骚扰的当事人被威胁道“有很多种方式让你消声”,还有自称警察的人给她打电话,“信不信把你绑在麻袋里扔下河”;石油大学的任同学举着#MeToo牌子在学校广场里喊话被限制自由7天,还被追责“寻衅滋事”;中大反性骚扰小组的学子被频繁“座谈”,要求不能与“校外势力”——媒体记者接触。还有受害者的父母深夜被请去“喝茶”,要求停止任何发声行为。


笔者当然不认同一旦被指控性骚扰则“一锤子打死,永不超生”,而是认为,这些被指控且被学校调查证实性骚扰的事件处理中,涉事教授们从来没有出来向受害者学生们道歉,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学校也没有承担起其连带责任,正视校园性骚扰问题,更没有出台承诺过的反性骚扰有效申诉机制,反而主导或纵容其他单位严格高压管控学生的维权行为。


追其原因,不难看出,高校高压管控源于对学生运动的恐惧。同时,校方时常有一种误解,那就是,他们认为性骚扰事件会伤害学校名誉,他们需要为涉事教授的行为背书和买单;而学生的曝光行为则是“不听话”,给学校添乱,还容易引发学生运动,学校需要严格管控学生思想和行为。因此,校方时常带着这种偏见和偏向进行“走过场式”调查,最后低调给涉事教师“保护式”处分,还对当事学子提出“保护学校名誉”、“家丑不可外杨”等种种要求,甚至在通告中也盖棺定论“加强师风师德建设”, 闭口不谈校园性骚扰情况以及性骚扰防御机制。


这样的处理试图用“师风师德”涵括高校性骚扰,掩盖掌握了学生成绩、项目、毕业、出国推荐等生杀大权的教师利用其职权对学生进行种种胁迫、性骚扰,甚至性侵害现实,无视其背后的师生权力不对等关系,遮掩校园里性与性别平等教育缺失的问题。而这些才是校园#MeToo运动的根本原因。


同时,这也再次印证,中国高校里以纪委为主的校内举报、调查、处理以及要求“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的高校师风师德“红七条”存在较大的缺陷。如果没有媒体介入,没有校友们联名支持呼吁,没有舆论加持,仅仅靠当事人举报难以驱动性骚扰的调查和处理。


校方对性骚扰不严格调查,不作出严肃处理,实际上是一种纵容和包庇。南昌大学的小柔向学校举报周斌性侵的时候,校方说“周斌的课不是谁都可以上的”不做调查;而庆阳的李奕奕提出要求调走猥亵她的班主任,学校也是一句“难以找到人代替吴老师”而拒绝;中大的学生第一次举报后,学校虽说已经“党内处理”,但张鹏仍若无其事在实验室进进出出。可见,很多时候,校方对性骚扰事件并非完全从不知情,但因种种原因包庇、纵容,导致进一步的恶果。


仅仅依靠学校处理校园性骚扰或许力度不够,若性骚扰案件爆出时,司法机关能介入,多方调查、固定证据,教育部门和公安机关在法律框架之内协同合作,公平公正的理想状态下,性骚扰事件应该能更好处理。同时,也可以避免高校纪委和行政权力的滥用以及某些可能的网络暴力的裹挟。


然而,我国法律对性骚扰并无明确规定,对性侵认定的司法政策也含糊,而且因为性骚扰的突发性和隐秘性,时常导致证据的缺失(例如说在没有人没有视频监控的情况下突然被摸了手、亲了脸、袭了胸、捏了屁股,如何去证明?)而无法进入司法程序。


美国最早提出性骚扰概念并转化成法律政策,多数的高校都建立了反性骚扰机制,明确雇主,尤其是公共机构必须承担主要的民事赔偿责任。因此,为了减少性骚扰事件以及其带来的巨额赔偿风险,雇主(公共机构)需要投入相当的资源进行反性骚扰教育和防范。同时,建立相对独立于行政权力的申诉、调查和评判的机构和渠道。


其实,中国在引入性骚扰概念时,法学界也在讨论和研究如何在中国确立雇主对职场性骚扰的民事赔偿连带责任以及学校对学生的安全保护责任。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受性骚扰的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若能进一步通过法律,职场里明确用人单位的连带责任,校园里明确学校的连带责任,提出惩罚性赔偿,那不管是职场还是高校,都难以包庇或甩锅。


然而,高校是否愿意放弃严防死守的管控思维,让司法进入校园?笔者对此并不乐观,一是高校不会愿意放弃绝对的校园控制权,二是从高校到政权,治理思维已固化,那就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不是解决问题”;三是法律根本不完善,走司法程序需要更多的耐心、精力,甚至运气。遭遇性骚扰后,庆阳女孩李奕奕报警了,石油大学女生报警了,举报朱军的弦子报警了,仍无法立案,更别说通过司法得到救济。


#MeToo运动中,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呼声很高。学子们甚至提供了详细的方案,涵括了事前预防和教育,事中举报、取证、调查,以及事后追责、处罚、救济等。可是,高校就是视而不见。即便早在2018年1月教育部在北航陈小武案后就曾明确表示,对校园性骚扰零容忍,要研究和建立校园反性骚扰长效机制。北航虽第一时间承诺研究出台校园预防性骚扰机制,然而,每次追问得到的回答是“第n次修改了,完善后第一时间推出”,至今不见踪影;20年前北大学子高岩疑似因被教授沈阳性侵而自杀新闻爆出后,北大很快也召开会议探讨性骚扰机制,后来成立专家组研究机制。中大学子提交的关于反性骚扰的提案被腰斩,校方一边安抚“提案很好”,一边又以“这个话题敏感,不宜公开讨论”为由拒绝。一年过去,再去追问机制,北大知情人士回答“枪打出头鸟,一出台很容易引发不可估计的效应”;而北航则回答“清华北大等老大还没出台,我们怎敢造次?”有人提议多家高校一起出台,得到一句“那就是串联”。如今再去追问,已经无人愿意作答。


中国高校#MeToo运动的挫败中,也有一些成绩, 2018年11月中旬,教育部一连印发了高校、中小学和幼儿园三份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对于有虐待、猥亵、性骚扰等严重侵害学生行为的,一经查实,要撤销其所获荣誉、称号,清除出教师队伍,任何学校不得再聘任,还落实了学校主体责任。然而,没有专门的反性骚扰机制,再多的“准则”、“通知”很可能和此前的“红七条”一样,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一个机制或许无法杜绝高校性骚扰,但至少给纪委与司法两条路之外提供了更有效的解决方式。然而,高校的高压管控思维一天不改变,所有解决方案他们都会视而不见。




作者简介:黄学琴, 2019香港大学法学院任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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