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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反性骚扰/性侵运动对比

更新日期:11月 3


性骚扰在中国的概念

性骚扰和性侵害的本质是权力关系的不对等。从广义的定义来说,性侵害泛指一切形式的性暴力,包括性骚扰。从狭义的定义来看,性侵害指强奸,从法律上来讲,其严重程度要大于性骚扰。下文章统一用反性骚扰/性侵运动,因为从实际的案件和运动层面的倡导来看,两者都是相互交织的。

一、谁是运动的主体?

女权议题纷繁复杂,不同的运动主体重点关注的女权议题不同,能够运动和调动的资源亦有差别。同一地区,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运动主体占据主要的位置,而运动的主体必然影响运动的走向和发展。


1、大陆:

建国后,国家女权主义者积极推动性别平等,推动妇联的组织化,为妇女争取权益,推动《婚姻法》的出台和实施。社会主义时期,女性积极地参与社会生产,各行各业都有女性的身影,她们期待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出一份力。《中国妇女》杂志是全国妇联的机关刊物,曾经刊登过无数女性劳动者的故事,一度是讨论性别议题的公共平台,开展过关于人生观、婚姻观的大讨论,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文革期间被迫停刊,78年复刊后便逐渐被市场化和消费主义所侵蚀,封面由女性劳动者逐渐演变成时髦女郎。成长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女性有着朴素的性别观,相信“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同志能做的,女同志也能做”。


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宣扬“只生一个好”,造就了一批80后和90后的独生子女,少子化的现象开始普及。对独生女来讲,她们的父母不得不把家庭资源投资在独生女的身上,女性的入学率提升,受教育状况得到改善,女性抓住了这一历史时机,2011年,中国高等教育里,女性所占比例开始超过男性。越来越多的女性实现了经济独立,参与公共生活,而不是被局限在家庭中,对于“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现状颇有不满。


1991年,中国政府决定于1995年承办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一些成长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女学者瞄准这一机遇,在中国普及社会性别理论。世妇会之后,很多国外基金会进驻中国,孵化了很多NGO,当然包括很多妇女组织。海外妇女学会在世妇会前后开始将一些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引入中国,在高校引进妇女学建设,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聚集了一批关注女权主义的学者。世妇会之后,妇女传媒监测网络项目开始由一群女性新闻工作者运作。2009年,妇女传媒监测网络项目开始刊发女声报,一开始主要通过在邮件组传播电子报来维系社群。“女权之声”在同一年注册了新浪微博的账号,这是第一个“女权”微博账号,它也是很多人的女权思想的启蒙,很多女权主义者开始在此聚集。


2012年,以青年女性为代表的青年女权行动派登上历史舞台,她们通过夸张的行为艺术来呈现制造话题,介入热点事件,引发媒体的关注,再通过一系列法律行动问责政府,倡导性别平等的法律和政策。青年女权行动派起初没有聚焦于某个议题,曾介入过不同的社会议题。

2015年之前,不同时代的女权行动者之间的联系相对紧密。2015年,女权五姐妹因为反性骚扰活动被抓,青年女权行动派被敏感化,致使不同时代以及不同类型的妇女组织之间形成了无形的区隔,公开的合作越来越少。


2014年厦大案里,女权主义者之间有全面的合作,其中,以青年女权行动派发起了校友联名信、“小红帽”反对校园性骚扰的行为艺术,体制内的女权主义者起草了《高校教育学校性骚扰防治管理办法》,通过公开信向教育部建言,希望建立高校防治性骚扰机制。同时,也有女权律师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当然这个合作是不同妇女组织之间的联合,这个联合再未发生。

2015年之后,传统媒体进一步沦陷,对女权议题的报道的限制增多。青年女权行动派继续利用新媒体进行突破,在性骚扰议题上持续地进行线上动员。2018年,北航罗茜茜实名举报陈小武,青年女权行动派发起并组织了致信校长反性骚扰的活动,开启了中国的metoo运动,青年女性为主的社群成为主力。与此同时,高校教师发表了公开信,加入反性骚扰的行列,不过这些教师不再是和厦大案里的学者不再是一批人。这是运动必然的发展,运动会触及非常遗憾的事,曾经和青年女权行动派紧密合作的一批学者不断受到限制,一些高校加强管控,老师和学生与社会组织的联系减少,很多学校不能再开有关性别的课程。


青年女权行动派创意无限,敢于挑战权威,却处于社会边缘位置,缺乏社会资源,可以成为metoo运动的发起人,却很难在现有体制下为性骚扰受害者提供全面的服务。而体制内的女权主义者和专业组织,可以为受害者寻找和建立一定的体制内的资源,这是优势也是限制,她们很少能突破现有的体制,而现有的体制下受害者没有太多的出路。


2、香港:

1947年,香港妇女协会(妇协)成立,创始人主要是一群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外籍妇女,成立初期主要是探讨妇女问题为主,扮演政策倡议的角色,主要争取改善妇女在香港政治、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地位,议题包括修订对女性不公平的婚姻和财产继承条例,在各个政府委员会增设女性委员,同工同酬等。


70年代后期,反强奸运动成为妇协的工作重点之一。1975年,在美国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张妙清回到香港,开始在基督教联合医院工作。在临床工作中,她发现很多女病人过去曾遭受性骚扰,甚至强奸,但她们都没有报案,而是默默承受创伤,社会也缺乏对性骚扰受害者的支持和服务。于是,她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呼吁社会关注强奸受害者。这时,妇协整合其他社会团体准备反强奸运动,就邀请张妙清加入。这张运动包含三个层面的工作:第一,为强奸受害者提供辅导及服务,改善投保被强奸及控告强奸者的有关法律程序;第二,利用传媒呼唤妇女提供警惕,防止强奸的发生;第三,推行公众教育,改善社会人士对被强奸者的歧视及认为是咎由自取的观念。反强奸运动促使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设立了一项专为性侵受害者提供的辅导及医疗服务。在法庭程序方面,受害者报案后,要有女警务人员陪同处理案件,在开庭审讯期间,受害者可要求清堂聆讯,她的身份也不可以在大众传媒上公布。在此理念下,一些女性创办了妇女中心协会。此外,香港保护妇女会于1978年出版了一本协助辅助员工作的强奸问题辅导手册。


八十年代是香港妇女运动的爆发期,妇女组织开始涌现,如新妇女协进会、香港妇女中心协会、和谐之家等,这些组织的成员以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为主。这些妇女组织也都跟当时的其它社会运动由紧密的联系。九十年代之后,香港的妇女组织开始本地化和多元化,不同身份的妇女组织成立,开始呈现交叉议题,包括性工作者的权益、身体自主权、性倾向等,参与妇女运动的主体也呈现多元化。


3、台湾:

起步阶段,参与者主要是高级知识份子,包括律师、教授等,1970年早起,吕秀莲戒严后期,一群律师和学者通过私下聚会来讨论女权议题。1982年,李元贞等人创办了妇女新知杂志社,1987年改组为妇女新知基金会。


解严之后,台湾出现很多关注性别议题的专业性组织。很多妇女组织涌现出来,像妇女救援会、主妇联盟等,这些组织的成员依旧主要为专业人士。


九十年代,台湾爆发许多性骚扰事件,师大校园性骚扰案成为此游行的主因。1994年3月16日晚,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一名遭受教授强暴的女学生,为了提醒其他女性不要受害,在校园内进行喷漆。


1994年5月22日,“女人连线反性骚大游行” 由妇女新知基金会、台湾女性学学会、各大专院校友研社等多个女权团体共同发起,一起发表声明,上街游行,反抗性骚扰。1994年之前的运动者,有相当高比例为上层阶级、较年长、并且具外省籍背景的比例非常高,1994年以后的运动者较少为上层阶级,且比较年轻,外省籍的比例降低许多。现在很多妇女组织的工作人员多为社工及性别研究相关的专业。



二、运动策略

1、大陆:

2009年5月,湖北巴东县雄风宾馆服务员邓玉娇在接待三位镇政府工作人员的时候遭性骚扰,在反抗中有一人被刺死,两人被刺伤。当年,邓玉娇被媒体描述为“贞洁烈女”。在今天看来,这显然是一个性骚扰事件。


2012年6月,上海地铁二运在微博上发了几张女性穿着暴露地等地铁的照片,并配文“乘坐地铁,不被骚扰,才怪。地铁狼较多,打不胜达,人狼大战,姑娘,请自重啊”,引发了诸多网友的非议。随后,两名年轻女性在上海地铁二号线,身着黑袍和普通衣装,蒙着面,手持彩板,写着“我可以骚,你不能扰”、“要清凉不要色狼”,向上海地铁二运表示抗议。照片传到网上之后,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讨论,性骚扰的议题开始呈现在公众面前,包括专业人士。


2018年,源众开展了针对职场性骚扰的调查,通过聚法网、裁判文书网,以“性骚扰”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调查显示,2010年到2017年底,只有34例以性骚扰为主要诉讼事实的案件。然而,2009年智联招聘进行的职场性骚扰调查显示,职场女性遭遇过性骚扰的比例为38.8%,职场男性遭遇过性骚扰的比例为15.6%,总比例为54.4%。可见,性骚扰进入司法程序的是少之又少的。


然而,随着公众,尤其是青年女性对性骚扰问题的认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青年女性讲出自己被性骚扰的经历。2016年6月4日,一个女生曝光了自己被一个公益人士曹某性骚扰的经历,两天内就有十余名女性表示自己有同样的经历。6月7日,8名受害者发了一个联合声明,要求曹某在公共媒体上道歉,并呼吁公益圈重视反性骚扰制度建设。青年女权行动派和律师在这个事件中转为支持者,和受害者一起讨论行动策略和法律问题。最终,曹某公开发视频承认了自己的性骚扰行为。


2016年3月8日,F女权小组发起了反性骚扰广告众筹的活动,一个多月就筹到了4万元。这是一个针对具体议题而开展的众筹,没有催人泪下的故事,只有性骚扰的数据呈现给公众。这一个多月里发生了两件事给众筹创造了机遇,一是柳岩在包贝尔的婚礼上被性骚扰,却被迫道歉,二是和颐酒店女性被袭,警察和酒店却消极作为,这两件事反映了女性对于自身安全的焦虑。因为审查,这个广告经过一年也未能上架。2017年,张累累作为一名青年女权行动派,发起了“人肉广告牌”反性骚扰,她几乎5月一整个月带着广告牌出门,并号召征集100人带着广告牌出行,结果参与者远远超出100人。各地的参与者将此活动进一步扩展,她们向路人介绍性骚扰相关的知识,做小调查,征集签名等。


青年女权行动派具有一定的动员性,在于她们始终围绕行动主义开展社会动员,对社群进行培训,让社群看到性别问题的根源是制度,并涉及行动让社群参与其中,不断地演练,增加社群的参与感,建立主体性和能动性。


2、香港:

四十年代,香港妇女运动一开始致力于提供女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地位,目的是通过立法和修法改善女性的地位。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性别议题开始呈现,更加多元化。七十年代末期,张妙清作为专业人士在实践中发现女性被性骚扰及强奸的现象,就和妇女组织一起呈现性骚扰及强奸事件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1986年英国政府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香港的妇女组织形成联席,形成压力团体,通过游说、情愿、集会、游行、静坐等方式,通过媒体将议题呈现给公众,希望将CEDAW援引到香港。期间,胡玉平起草了《平等机会条例草案》,涵盖较全面的歧视类型,而政府起草的《性别歧视条例草案》则限定的范围较窄。这是,民间团体内部出现了争议,例如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和一些新界地区妇女组织反对胡红玉草案中将性倾向及家庭岗位列入反歧视条例保障范围。香港政府趁机拒绝了胡红玉的草案,1995年颁布了《性别歧视条例》,1996年全面生效。《性别歧视条例》性骚扰的保障范围有限制,公共交通上的性骚扰不在保障单位内。


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迎新活动中出现很多性骚扰口号,引起了很多女学生的不适,中大学生会发了公开声明强烈谴责,女生邱梓蕙向学校的性骚扰政策委员会投诉,要求有关人士公开道歉,并要求校方调查事件,作公开交代。学校调查后,只认为这些性骚扰口号是道德上不可接受,平机会对校园性骚扰做了调研,认为学生“对于性骚扰缺乏敏感度”,因害怕被视为破坏者而不愿申诉,提及各院校的性骚扰投诉机制,没有处理投诉人在投诉时受到歧视的情况。新妇女协进会代表则批评的做法是把性骚扰事件简化为品味或纪律问题,甚至把责任推在受害人身上。遗憾的是,不止一所学校在迎新活动中有性骚扰的行为。2005年,中大学生会举办了一个名为“性别-大学生”的迎新营,主题是性别探讨,让学生更加了解有关同性恋、性工作等性别议题,还探访了相关的组织。2008年,《性别歧视条例》修订后,任何人因作出任何涉及性并造成“有敌意或威吓性的环境“的行径而构成的性骚扰,并适用于教育环境。


3、台湾:

七八十年代,妇女组织通过私下聚会、创办报刊、社会调查、办地下电台等方式来传播女权主义。解严后,吕秀莲等一些妇运领袖参与了政治。当时,妇女运动的参与者较多为律师,她们有的人成为妇女组织的工作者,有的继续业余参与妇女组织的工作,开始通过修法来保障妇女的权益。


1988年,妇女新知基金会检视中小学语文与人文社会学科教科书,认为其中充满性别刻版印象并且出版《两性平等教育手册》。 1996年11月30日晚,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彭婉如被杀,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12月21日,三十多个妇女团体组成了全国妇女连线,发起了“女权火照夜路大游行”。12月31日,迫于社会压力,立法院通过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法律明确了社工、警察、医疗等相关专业人员的职责,规定中小学必须有“两性平等教育”。1997年3月,教育部也因此于成立“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是为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之前身。 1999年教育部通过行政命令《大专院校及国立中小学校园性骚扰及性侵犯处理原则》。各级学校也陆续根据此命令订立防治实施要点与防治小组。 2004年,立法院院通过了《性别平等教育法》。除此之外,台湾2002年通过了专门保障妇女工作权利的《性别平等工作法》。


性别议题的发展逐渐专业化和服务化,在专业化的过程中,社群对议题的了解很难深入。议题的深入化会增加广泛动员的困难,对于专业的工作人员都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和讨论,那如何将这种复杂性呈现在公众面前,又可以整合经验,并让其成为大家共同的议题。



三、运动如何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

1、大陆

大陆目前是独裁的政治体制,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民间社会的发展极易受到影响。95年,中国通过95世妇会打开世界大门,迎来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民间组织的关注,很多基金会开始在中国开展项目,中国的NGO开始蓬勃发展。近几年,各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和人士都受到打压,致使民间社会噤若寒蝉。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在公共媒体上发声的越来越少。


女权问题和政治问题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但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政治是被禁止谈论的。然而,女权主义重视生命经验,强调权力视角,这就让女权主义者必然要面对和讨论体制和极权的问题。很多青年女权行动派都是从自身经验出发,开始关注性别议题,在问责政府的过程中,看到体制和极权的问题。


极权社会中,很多行为不断被禁止,人们处于压抑中。近几年,社会运动普遍处于低潮期,行动者的士气和信心低下。 思想无法被压制,2015年女权五姐妹案之后,青年女权行动派对政治的讨论增加,并将这些讨论纳入行动策略中,不断地将不可能变为现实,将反性骚扰运动推向了高潮,参与metoo运动的人呈现多元化。性骚扰揭示了很多的社会问题,首先当然是女性被侵害的问题,其次还有权力滥用的问题,大家不能直接地反对极权,但可以抗议性骚扰中浮现的权利不对等的问题;最后还有言论审查的问题,metoo运动的过程中就出现很多删帖封号的行为,但青年人通过各种创意去抵制审查。很多人对现状都有一定的认识,所有人都在伺机而动,而机会要看运动组织如何创造和运用。


性骚扰/性侵在大陆的法律上不够完善,对于受害者来说,走入法律程序的门槛较高,证据要求高,执法人员没有性别意识,存在谴责受害者的情况。


2、香港

1997年之前,香港由英国统治,香港的制度就大致上跟随英国。英国法律制度的理念主要是矫正和惩罚,而非社会改革。


八十年代,九七问题掀起了民主改革和民主运动的序幕。妇运成员也加入其中,并从女权角度针对现行选举制度对女性的歧视问题进行讨论,并联合发表了“妇女支持八八直选宣言”。


《性别歧视条例》的实施机构平机会对性骚扰案件的处理主要通过调解,不断机械地让受害者回答问题,消解受害者的意志。香港的诉讼成本比较高,如果没有法律援助,受害者也很难走进诉讼程序。


香港的定位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国际社会对香港民间组织的支持相对较少。妇女组织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于政府和本地基金会,因此发声也受限,妇女组织普遍都是服务类的。倡议类的组织能资源就有限,很难发展。


3、台湾

1980年初,社会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人权、女权、环保等社会运动陆续展开。解严后,社会运动活力大增,民间的抗争手段多种多样。


90年代社会转型,曾经参与社会运动的人开始参政,其中包括一些妇女运动的参与者。在转型期,妇女组织积极参政,1994年,陈水扁当选市场,妇女团体与其合作推动台北市相关妇女政策的执行,成立了台北市权益促进会。即便这些政客还是以男性为主,但他们也无法忽视女性在社会运动中的位置。


台湾的社会运动之间一直保持着相对紧密的合作,一开始共同参与了民主运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议题的推动,交叉性议题开始呈现出来,这创造了一种联结。妇女组织利用这种联结,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这让妇女运动和妇女组织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可见度。


2015年是台湾的竞选年,民间组织积极参与,还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发起者都是长期参与社会运动的教授、律师、社会组织等,其中包括国立台湾大学副教授范云,她曾任妇女新知基金会的董事长。


四、大陆的metoo运动如何继续?

metoo运动始于美国,一个反性骚扰已经制度化的国家,这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制度在反性骚扰问题上的限制。


中国metoo运动呈现了很多复杂的样态。从议题的角度来看,15年以来,女权不断地被敏感化,metoo运动中性骚扰议题逐渐去女权化。从主体上来看,一开始是由青年女权行动派有组织的策划,但运动走得更远,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包括学生、高校教师、记者、左派青年等,出现了去中心化的现象。青年女权行动派因为身份限制,出于边缘的社会位置,能够链接到的资源有限,在新的性骚扰案件爆发的时候,未能及时找到新的定位。


反性骚扰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各方的加入,像医生、警察、心理咨询师、律师等,并为性骚扰受害者提供全面的支持。然而, 这在目前的大陆很困难,很少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未来大陆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性骚扰事件被爆出,如何为事件中的受害者提供支持,如何借助这些事件进行社会动员,推动反性骚扰机制和法律的出台,这是下一步的任务,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有一个清晰的出路在面前,青年女权行动派需要提升专业的能力,包括传播能力、组织能力、资源链接的能力等。当然,青年女权行动派会继续坚持行动主义的理念,创造机遇和抓住机遇,为受害者提供一个可以在现阶段的出路,并开展广泛的社会动员。



作者简介:郭晶, 2018香港大学法学院任访问学者。


#性騷擾 #香港 #台灣 #NGO #me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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