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參訪記:NGO與性別工作平等倡導

2018年8月,我和国内六位公益人士、律师一同参加香港大学中国法中心组织的台湾参访,一周内拜访了老牌NGO,财团法人,政府部门和代表企业,收获颇丰。印象最深的是三家解严前就成立、活跃至今的民间组织,它们的议题选择、职能转型以及和社区关系的建立,对我们未来的工作或有借鉴意义。

2018年8月,我和国内六位公益人士、律师一同参加香港大学中国法中心组织的台湾参访,一周内拜访了老牌NGO,财团法人,政府部门和代表企业,收获颇丰。

 

印象最深的是三家解严前就成立、活跃至今的民间组织和财团法人:劳工阵线、妇女新知基金会、励馨基金会。

 

它们的议题选择、职能转型以及和社区关系的建立,对我们未来的工作或有借鉴意义。

 

劳工阵线

劳工阵线的理事长结合台湾民主化的历史脉络,介绍了劳工阵线的发展史。劳工阵线成立于1984年,同年台湾颁布《劳基法》。成立后直至解严前,主要工作范围是提供法律服务。这时期,美国对台湾实行贸易制裁,大量资本外移,台湾服务业人员比例增加,难以组成工会。而国民党自入台早期,为了拉拢地方派系和资本家,所推行的“业必归会”实际目的是实现对行业协会的控制。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劳阵改名为“劳工运动支援会”, 工作方向转变为帮助组织工会和帮助工会自主化,做了许多一线的工作,包括到工厂门口派发传单等。

 

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民进党的地方活动,在行业协会和工会方面有所突破,更多的工会逐渐成立。同时,《两性工作平等法》立法和退休年金改革成为国徽主要要解决的政治议题。劳阵于是在此时进行了第二次转型,由协助工会组织转变为政策研究和设计,包括研究年金发放方案等。此外,政党轮替被认为是推法良机。

 

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2002年-2003年,《两性工作平等法》、《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和《就业保险法》立法。劳阵的工作对此都起到了推动作用。近年来,劳阵以制度研究为主要工作,做了许多细致的数据统计和政策设计,研究内容包括工时、年金、工人住房租金占比等。而在地的劳工运动则主要由地方工会组织。

 

劳阵更像是一个民间智库,在现阶段选择了其它机构所无法替代的研究工作。出版了《崩世代》和《公平经济蓝图》,都是本土比较畅销的图书。 劳阵在劳工权益推进中的角色和民主化进程息息相关,也表现为内部人员的不同构成。也同样成立早期,劳阵的骨干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律师,后来工会干部加入并成为机构主席,2008年左右,律师和学者再次成为骨干。这一转变,也符合Bill Moyer的社会运动八大阶段、四大角色的理论。

 

对我们而言,当下和未来,都需要明晰外部环境处于什么阶段,我们更需要承担什么角色。 此外,劳工阵线在性别工作平等的推动中,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是参与者还是主导者?所参访的机构并没有提供一致的解释。

 

我的愚见是,国父纪念馆事件和信用社单身条款事件,在整个台湾劳工运动史中都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作为劳工组织,劳阵或许将女工首先认为是工人,而不是像其它妇女组织一样,认为女工首先是女人。无论从前,劳工组织和妇女组织的互动和合作情况如何,目前,劳阵作为重要的民间的制度研究者,在公平经济蓝图构建中是否考虑到女性的特殊性,当下劳工和妇女组织的合作如何,反而是需要关注的。在中国的公益圈里,性别平等倡导者会认为不少劳工机构缺乏性别视角,两类机构之间的互动也并不多。公益圈内的#Metoo 运动毫无疑问体现了国内绝大部分公益组织性平思想的缺乏。目前国内似乎没有专注于做劳工政策并且有较大影响力的民间机构,未来如果有,性别平等应该如何在它们的制度建议中体现,或许是需要性平倡导者考虑的问题。

 

与台湾极不同的一点是,台湾的性别平等运动一直是自上而下的推进,后来,性别平等成为台湾政府的国际形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有行政机关均响应联合国性别主流化要求便是如此。国内自然没有这样的先天条件,性平工作是自下而上的草根运动,所以草根间的联合、扩大性别视角的影响力,也更为重要。虽然当前这样的合作,并不是工作的重点,但未来或许应该在这方面有所关注。

 

 

财团法人励馨基金会

 

励馨基金会也是一家老牌的关注女性权利的财团法人。据财报显示,励馨2017年总收入逾5亿新台币,全台湾共有500多位员工。工作人员解释,其中约一半资金来自于政府(包括地方政府)。

 

励馨在台湾许多区县都开展服务,地方政府在这个领域不专业,也会购买励馨的服务。励馨的服务范围也很广,包括反家暴和反性侵等,服务方式也包括提供庇护所、谘商等。励馨的服务覆盖网络,也非常适合开展普及性的宣传和民众教育。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励馨发起的“Metoo 我接住你”运动。在励馨的宣传片中,有一位年轻的姑娘,姐妹俩在儿时被舅舅性侵,姐姐自杀,自己患有重度抑郁症。在这样的处境和励馨的支持下,能够公开(不戴面具)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大声喊“被侵犯不是我的错”,这样的声音非常有力量,让我非常感动。 如何“接住”受害者,这也是不久前国内#Metoo 爆发时我个人一直在考虑的问题。由于法律对于多年前性骚扰事件的处罚无力,#Metoo 的诉求除了用舆论惩罚加害者、让一波又一波的曝光鼓励更多少受害者说出来之外,对于站出来的受害者而言,她们能获得什么?一直担心的是,由于层出不求的公共事件,国内民主的注意力永远是短暂的。在事件没有最终解决之前,舆论往往已经先冷却了。受害者公开了以后,能够被“接住吗”?如果还在犹豫的受害者,并没有看到“被接住”的结局,还会愿意站出来吗?除了把事件在更广范围中传播,要求加害者认错道歉,我们还能怎么做,去“接住”受害者?出于这种考虑,国内也有一些机构结成了民间的性骚扰防治网络,把更方面的救济力量结合起来。

 

这一年在校学习的过程中,我也常想,法律能够做很多,不能做的也有很多。尤其是在反性别暴力议题下,推进处罚制度化、追究加害者责任固然重要,通过法律为受害者寻回正义和经济赔偿固然重要,在此之外,受害者的心理创伤如何处理,怎样让她回到一个完整的人,回归正常的生活,是社会工作者不可替代的重要工作,也是在倡导反性别暴力运动中需要时时留意的问题。 励馨基金会参访时,长期参与性平诉讼的赖淑玲律师也通过案例分享,向我们呈现了台湾反性骚扰制度中的漏洞。

 

在前两次港大主办的性别工作平等工作坊中,王如玄律师精彩的讲座帮助我们理解了台湾《性别工作平等法》的反就业性别歧视框架,和性骚扰在职场、校园、公共场所的规戒制度。结合这次参访中,台北市劳动局的介绍和赖淑玲律师的分享,让我们更立体的了解了台湾法律在处理职场性骚扰的实践及其不足。

 

首先,台湾反性骚扰的制度框架是:职场性骚扰的处理依据《性别工作平等法》,由劳动局负责,性别平等委员会审议,要求雇主调查并证明其提供了“立即有效的补救措施”,否则追究雇主的责任,这包括公开“黑名单”和行政罚款。而对于雇主调查的结果,劳动局不可审查。罚款交由政府,受害者个人补偿,需要另外提起民事诉讼;校园性骚扰处理依据《性别教育平等法》处理;公共场合的性骚扰依据《性骚扰防治法》,由社会局负责和调查;已经申诉的性骚扰案件,校园内发生的最多,职场性骚扰的申诉率较低。其次,数据显示,职场性别歧视(包括性骚扰)的申诉并不算多。台北市劳动局是全台湾处理性平案件最多的,但2016年到2018年7月,性平案件申诉共90余件,成案34件,不足一半。而其它类型的就业歧视,三年来仅成案1例(年龄歧视)。对于成案率低,劳动局和性别平等委员会两位律师委员的解释是,与民众的期待和法律之间有落差有关,也与政府宣导下更多雇主转向隐性歧视有关。

 

赖淑玲律师介绍后,我认为,职场性骚扰的申诉率低,或许也与《性别工作平等法》的立法疏漏有关。赖律师分享的案例中,一例雇主在受害人申诉后,立即公开道歉承诺永不再犯,并在工作场所张贴反性骚扰公告,符合《性别工作平等法》对雇主责任的要求。所以即使性骚扰已经发生,劳动局也不能对该雇主进行处罚。另外,当加害人是雇主企业的最高领导者时,调查难免有偏颇,而《性别工作平等法》对这种情形并没有提供其他的申诉渠道,导致受害者实际没有办法通过雇主调查而获得正义和救济。在行政申诉渠道之外,许多当事人并不民事诉讼的渠道,调查显示,主要原因是证据不足。在《性别工作平等法》框架下,职场性骚扰不需要由受害者举证,只需要雇主证明实施了“立即有效的补救措施”,而民事诉讼和刑事自诉案件中,受害者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

 

在这次参访前,我认为台湾的性别工作平等的制度设计很美好,对我们的政策倡导工作很有借鉴意义,这次参访,让我从更多角度理解了制度实践。也提醒我们,由于修法程序和时间的漫长,提出立法建议并有机会被采纳时,要充分考虑到可能存在的不足。

 

财团法人妇女新知基金会

 

此次台湾行,我们也拜访了在台湾妇女运动中起到领导作用的妇女新知基金会。通过影像资料我们了解到了妇女新知三十余年的工作历史和成果,现任理事长也介绍了2017年妇女新知的主要工作。

 

其中,与性别工作平等最为相关的子议题是:性别平等与照顾公共化,性别平等与劳动权益和性别平等与年金改革。几年的参访过程中,多家机构都提到台湾目前面临的少子化问题,也都提到了公共托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妇女新知对于2018年8月1日刚刚生效的台湾公共托育制度进行了解读和批判,也提出了看起来很美的托育政策的不可行性,包括财政补贴的发放制度、幼教人员薪资水平和劳动条件的不足等。

 

除了托幼,妇女新知也关心女性在长者照顾中承担的责任。由于家庭工作(长幼照顾)没有货币化的报酬,女性需要以来涨幅缴纳年金来解决养老问题,这就会造成老年女性的贫穷。而企业延长工时,在要求男性员工加班的同时,实际也增加了女性所承担的家庭责任。由此,妇女新知着重推动照顾公共化和年金改革,要求有酬照顾及公共照顾,提高照顾机构的素质和服务人员的水平;同时推动基础年金法,关注老年女性的年金问题。(这里可以看到,年金问题上,是和劳阵的工作有部分重叠的,遗憾的是当场并未来得及提问和劳阵的合作问题。)

 

由于性别主流化工作的成效,性别工作平等中“大”的制度性阻碍看起来已经被解决,比如说立法保障和良好设计的救济制度,有国内律师认为,妇女新知去年的工作,看起来是在处理更精细的、福利性的制度。对此,新知的回应是,妇女新知需要关注到未来需要被解决的问题,涉及到女性经济能力和地位的议题,并不是要求福利,而是要求女性的经济权利。这一点,我认为在宣导中也非常需要强调,并不是目前要求政策向女性倾斜,给予女性更多的照顾,而是要求政策进行平衡,对女性一直以来无酬的家庭工作进行经济补偿。而公共托育,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育婴问题得以解决,三十岁后女性的劳参率就有可能提升。 国内少子化问题也日益被政府重视,进来还有学者建议设立二胎基金,变向强制生育。台湾的经验,虽然在探索途中尚未完备,但对于照顾公共化、公共托育制度的建设,才应是鼓励生育的方向。

 

以往,我们的倡导工作中,一直非常注重强调权利视角,未来如果针对生育制度对性别工作平等的影响,或许需要加入一些宏观经济视角,建议政府考虑女性生育后重返职场的利益,而提供必要的支持,这才是鼓励生育的正确路径。

 

 

总之,此次台湾行,我们有机会更近的了解到台湾的民间组织所作的性别平等倡导工作。由于政治环境和议题阶段的差异,台湾的经验或许不能完全指引到我们目前的工作,但可以为我们未来的性别工作平等倡导提供不少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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